实录丨一本书的编辑出版史

原创做書做書

张远：谢谢大家来参加“做書者说”第16期活动。“做書者说”的主旨是想让那些真正在出版一线工作，有很多出版经验的人，能够从线上走到线下，做一些高质量的分享。

这次我们邀请的是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长，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以及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汪家明老师。

做这期活动是因为两周之前，楚尘文化请汪老师去做了一个小范围的内部培训，我们是去蹭课的。汪老师讲了三个半小时，在坐的20几位同学一动没动地听完了。

于是我们很想请汪老师来讲讲。在楚尘的讲座上，汪老师讲了他主要策划的7、8本书，还有一个很棒的案例《中国兵器史稿》。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汪老师，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兵器史稿》的出版过程，这一本书很有历史价值也凝集了很多出版人的心血。现在有请汪老师。

汪家明：很高兴，周末大热天你们赶过来听这么一个讲座。其实，我今天讲的比较枯燥，因为比较专业。今天来的编辑比较多，那我就放心了。不过话说回来，除了编辑以外，只要是爱书人的话，反正是谈书的事儿，怎么着也能听下去。

这期活动叫“一本书的编辑出版史”，也可以有另一个名称，比如说“一本书的诞生”，也是我现在正在编的一本书，就叫《一本书的诞生》，当然不是谈一本书，里面包含有很多书，比如说《牛虻》是怎么编出来的，还有《白鹿原》诞生过程中的一些故事等等。

《中国兵器史稿》是60年多前的一本书。三联书店1953年到1958出了这么一本书，它存下来的出版档案装订成册，一共有130页，71项。包括初审意见、复审意见、终审意见、外审意见与作者家属通信等等。这个案卷的第一项是来稿登记单，1953年，到现在已经63年了，最后一项是奉还原稿的信寄出了以后，把原稿退回去已经到了1958年。

由于这本书内容专业性强，特请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做的顾问。他还兼着考古研究所的所长，有点像社科院的性质。

郑振铎先生安排了考古研究所的专家郭宝钧来审阅，后来又请郭先生对这个稿件加以删改，发稿前，沈从文也看到了这个书稿，提了8条意见。郑振铎为这件事情写的便条，郭宝钧和沈从文看稿的意见等都存在档案里，这些都是很珍贵的。

我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概情况：作者周纬，1884年生，安徽人，1903年他作为官费生，被派往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获得工程师学位。之后在法国一个工厂当工程师数年，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秘书出席“巴黎和会”。大家都知道巴黎和会和我们的五四运动有关。周纬后来做了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秘书长，驻留日内瓦多年，回国后仍在外交部等政府部门任职，同时在中央大学教书。中央大学就是现在南京大学，1949年病逝。

他自小对中国古代冷兵器感兴趣，在1937年为上海市博物馆丛书所写的《亚洲古兵器与文化艺术之关系》一书的自序里面，曾就自己对古兵器研究的起始做过介绍。

他的文字半文言的，大家耐心看一看，写的很有味道：

“余童年即喜把玩家藏之周剑，以劈厨刀，厨刀辄缺其口，深异二千数百年前之朽物，铜绿满身，何以尚能犀利坚固若此，是必古人之文化艺术，有非今人之所能及者。稍长喜读侠义之书，窃慕削铁如泥之宝刀名剑，而以未能见及为憾。壮年治学，遂未遑注意及此。

迨至再度游欧，绾理外交，获与波斯、土耳其、印度、日本诸国名士贵族及收藏家，时相过从，见其厅间壁上，所悬古刀良剑，珍若拱璧，怦然心动，请解绶出鞘一观，则凛若寒霜，灿如日星，皆余数十年欲见而未获见之斩钉截铁刀剑也。乃知周秦而后，亚洲其他民族，真有此等宝物，童时读书，并未受绐。乃发奋穷其究竟，走读欧洲各国图书馆，遍求其藏书之底蕴，遍览各国各地博物院，研究其实物之体质，并觅访各国藏兵专家而虚心请益，至诚受教，如是十年，学乃大进。而余本人之剑庐藏器，亦获增至二百五十余件，其中亚洲各民族之古刀名剑，大都系斩钉截铁之佳品焉。

民国十五年归国以后，一方面致力于吾国古兵器，自石兵铜兵顺代而下，以迄清代兵器，为有系统之研究；一方面继续与亚洲各国各地兵器专家及博物院、考古学会、地质学会、教育机关等联络通信，获得亚洲古兵之材料消息甚众，像片图形，不期然而积至将近万余器之多，均亚洲之精华，可以为亚洲文化艺术之代表物，令亚洲人可以自雄者也。同时以多年之努力，悉心研究其铸造淬砺之术，日积月累，获其精华，罄其奥妙，亦幸得蔚然成章。”

这里讲他写的那本书，“蔚然成章”地写出来了，马上又写了一个自序，就是讲他研究古兵器的经历。据此可知，周纬研究古兵器始于1916年，由于职业上的便利，他前十年在国外遍访古兵器收藏家，观摩其藏品，之后十年则广泛收集各种资料和数据并已有文章发表，到抗战爆发后，他又潜心写作近十年，到1945年终于完成了计划中的几本书。第一本就是《中国兵器史》，第二本是《亚洲各民族古兵器考》，第三本是《亚洲古兵器制造考略》，这三本书只完成了初稿，没来得及修改，他就去世了。

三联书店所出版的就是其中的第一本，《中国古代兵器史》。这个书稿到了三联书店以后，先交给了是一个编辑来编，不叫编叫审，先看一下这个稿能不能出版，适不适合我们，如果不适合就退稿了，这是我们出版社一般的做法。审稿的编辑叫董秋水。董秋水看了以后，写的内容简述和处理意见各用了100个字，很简短。

写书稿的优点缺点用了2600个字，这个优缺点就是对这本书的判断。《中国兵器史稿》的审稿意见，内容概述是这么说的：

“本书约24万字，附图1190余件，分导言和石兵、铜兵、铁兵三部分叙述之。由中国石器时代开始至清末而止，记述了长短兵器、远射兵器、防御兵器的历史发展及构造形式，并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化、科学、艺术及民族、种族等问题。”

103字啊，我们做编辑的可以看一看，我们审了稿以后，在写这个审稿意见的时候，第一条也是要写内容概述。什么叫概述？就是把所有你看的稿子的内容，概括地叙述一遍，他仅用了100个字。这100个字大家看，先讲规模，24万字，附图1190余件，这是这个稿子具体的规模；然后讲它的结构，导言、石兵、铜兵、铁兵，就是这么一个结构；然后再讲它的具体内容范围。大家想想，兵器首先它是一种文化，其次它是一种科学，怎么样去冶炼？这个刀怎么快？那个箭怎么用？这是科学。同时它也是艺术，我们知道古兵器无论是兵器上的花纹还是镶嵌的珠宝，都很有艺术性。

我们做编辑的都知道，这一个内容概述，你几乎一个字都不能再去，也不需要再加一个字，100个字把什么都概括了，看的明明白白。我也做编辑，我感觉到的是一个相当精彩的内容概括。概述之后，他就讲这个书的缺点和优点，他先讲的优点，优点写了四条。

第一，作者用30多年的时间，搜集了大批的材料，在本书中分别予以详细的叙述。

第二，作者在本书中引用的典籍不下200种，引证了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的学说扩充渊博。

第三，所付出1000多件，大多符合实物文字虽然陈旧但颇为通顺。

第四，在政治意义上说，发扬了民族文化并说明了祖国的伟大。

我们现在看看，当时60年间写的这个审稿意见的优点跟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看到它的政治意义，但也要看到它具体的东西，比如说附图1000多件大多符合实物，在当时是重大的优点。你想想在当时出书有这么多图片，尤其讲古代兵器，如果没有图片，那你根本说明不了问题，所以必须要像周纬这样的，他搜集一辈子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这块一定要提出来。那么接着他说文字虽然陈旧，但颇为通顺，这书现在还在出版，现在看看你会觉得文字很漂亮，不觉得陈旧。在50年代初的时候，他这个文字刚才我念了，大家听见他这个自序里面就是那种文字，半文半白，当时只要有点文言色彩的，都是陈旧的，都是缺点。现在有点复古啊，不叫复古，是复民吧，有民国风范，那么这种文字现在看也是很好的。

大家注意，我们写这个优缺点的时候，优点这一部分，我们不但要写他的内容好在哪儿，还有一条要讲，我们叫学术文化价值和写作质量，他讲文字这一段，主要讲他的写作质量。

接下来重点谈的是缺点，我概括一下，他用2500字来写缺点，分了三大类写了7条。

第一类是理论和观点问题，就是说他有这个“唯武器论”倾向、狭隘的民族观点、对兵器有把玩意趣、立论欠妥。

我看有听众笑了啊，就是说明大家知道当时这是缺点，现在可能不是缺点，比如说“唯武器论”。有了快刀你就能打天下是吧？这个说法当时是不行的。你们可能不知道，50年代我们提倡的是精神原子弹，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当时是这么要求的。另外说他对兵器有把玩意趣。这本书你们看了就知道，他写得是有滋有味的，因为他是个收藏家，每件兵器就好像向人介绍他的宝贝一样，其实这个书现在我们看的津津有味，这是优点。当时不行，当时这是缺点，为什么呢？当时不能表现出收藏的那种意向，当时你们可能不知道，当时养鱼、养花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说养狗了。所以把玩就成了一个缺点，这个现在过时了。

第二类的问题呢，是材料问题，提出了引证典籍随意、有个人臆测和缺乏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的这方面的内容。

第三类就是有疑问的部分，这个是讲缺点讲问题，有2500字左右。

然后最后100个字提出了处理意见和建议，一共三条：

第一、材料丰富，关系到中国历史文化，有出版价值。但必须大力修改、考订、整理，做去伪存真的工作；

第二、或只采取本书稿汉代以上部分，以《中国古代兵器史》书名出版；因自近代以下，意义较少，就是他认为这本书写的近代以上，汉代以上这一部分呢，没有多少问题，而且特有意义，那么近代以下意义不大。

第三、送专家或有关部门审阅，如考古研究所、民族事务委员会等。

这都是一审编辑的责任，你看到稿子，概述了以后说它的优缺点，优缺点说完了，你要提出一个处理意见，你的建议是什么？你看他这三条意见，第一条呢就是说要大力修改考订，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一句话有出版价值。大家注意，有出版价值这个大帽，是说这个书是可以的，然后才说他的具体问题，那么要怎么加工？去伪存真。然后又说“或者取汉代以上部分”。第三呢，请考古研究所、民族事物委员会去帮助审一下。为什么找考古研究所，这个大家好理解，因为古代兵器嘛，为什么民族事务委员会呢？他们当时很有这个“意识”，我们现在报一个选题，就包含是否有关“民族问题”的选项对吧？当时就这个样子，说明这是一个传统。50年代，60年前就这个样，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需要民族事务委员会来审，这是责任编辑的建议。

这个审读意见呢有三个特点。第一，观点鲜明，大家看了以后不用动脑子就知道他说是什么。一点都不含糊。其次，条理很清晰，四条优点，缺点三大类、七大项，处理意见和建议呢，三条，特别的有逻辑性。第三，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他的文字相当简练，根本没有多余的字。清清楚楚的一个审稿意见。

在董秋水的这个意见的基础上，编辑部又安排了一位老编辑复核。老编辑看了以后，其实结论和他大致相同，那么就交给编辑室主任、编辑组长史枚。史枚的意见是这个样：

“此稿虽用力甚勤，但科学价值不大，也不必再送考古研究所代审了，拟退。”

退了不就没这本书了吗？那么当时的副社长是王子野，到三审了，他们的意见针锋相对，他说这样的著作当然应该请专家鉴定，轻率批一个科学价值不大是不对的。

这也体现了三联书店的老传统，我们把三审意见这一类叫内部编辑业务文件，既然是内部文件，所以行文都很直白，不怕针锋相对。

这竖着的字就是当时的副社长王子野写的“轻率批一个‘科学价值不大’是不对的。”说的很不客气。

史枚是这么一个人，这是一个很有资历的人，原名佘增涛，江苏苏州人，中国编辑出版家，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沪西区委宣传部部长、沪东区委书记。1936年1月被捕，11月出狱，失去党的组织关系。1939年以后在重庆任生活书店编辑（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前身），然后又任《读书月报》主编，1946年初，随生活书店回上海，主编《读书与出版》。那时候好象已经准备合并了，因为《读书与出版》其实不是生活书店编的，大家知道吗？三联书店就是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合并的，那么《读书与出版》这个杂志，当时是读书出版社的，不是生活书店的，但是其实1945年在重庆这三家已经合并初步合并，真正合并叫三联书店是的1948年在香港合并的。那时候他就主编《读书与出版》，上海解放以后调北京任三联书店副经理兼编审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副经理，人民出版社第三编辑室主任，《读书》杂志主持编辑业务的副主编。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其实主要是史枚在做，当时只有两个人，他和董秀玉，董秀玉那时很年轻，就是跑腿的，找作者去拿稿子什么的。《读书》1979年创刊，1981年他就去世了，编着编着稿子突然脑溢血晕倒，再没有救过来。

但史枚这个人是很有个性的，脾气特大。王子野也不含糊，王子野比她小一点，小两岁，1930年就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那很年轻的，才14岁，很小就进入出版业了，图书馆不算出版业，1938年到延安在陕北公学高级研习班，同年就入党，年龄不小了，22岁入党。1939年毕业后任王稼祥的秘书约5年，其间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作，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编译局秘书长，1946年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编委兼编辑部长。那他和孙犁应该很熟。此后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1949年至195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1950年至1966年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你看这时候这个稿子正是他在那处理的，那时候他在这儿一直当到社长兼总编辑，就在人民出版社。1975年后，历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理论组组长，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

我们爱书人或者喜欢三联书店的人或者做编辑的人，应该知道史枚，王子野，一会儿还要提到更多人，知道了保证不吃亏，有好处的。

为了慎重起见，王子野刚才虽然写了那么一个建议，他还是又请了一位老编辑叫郭根，当时也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老编辑。郭根又看一遍，提的意见很尖锐，他说：

“作者在叙述历代兵器的时候，是怀着一种把玩和欣赏的趣味，从中大发其侵略主义和唯武器论的议论。他很惋惜秦始皇之销兵器，致使中华民族从此衰落。同时，他大加赞美回族勃兴，以‘兵精器利为其极大原因’，而蒙古帝国勃兴，则因‘利用回族之武器’。这种观点发展下去，很可能变成美帝原子武器和细菌武器的崇拜者。”

很尖锐了，但是他还是又说：“但无论如何，像这样一本巨著。”他说巨著，这也是很重要的评价，“是应该送请专家鉴定的。如果材料可取，仍可作一番修订予以出版的。”

什么意思呢？他虽然说的很严重，但是实际上和董秋水的意见也差不多。

根据王子野和郭根的意见，1953年10月28日由董秋水带介绍信前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请局长郑振铎帮忙安排考古研究所专家审阅。郑振铎的简历就没有必要跟大家提供了，大家都知道郑振铎，很早就和鲁迅一块一起做出版工作，当时的《译文》杂志主编。《译文》杂志最早也是生活书店的，这么一种关系。郑振铎也是三联书店的老朋友了。郑振铎就在介绍信上签署：“请郭先生审查。一、史实有无错误？二、图片有无根据？三、可否出版？或单出图片如何？”

提到这么一个意见，这就是他当时写的，这是拿着人民出版社的介绍信，董秋水同志前来，找郑振铎局长，然后郑振铎就写了，郭先生审查，然后下面审查边上那个字就是郑振铎的铎。那时候很有意思，所有的稿签上签字就签一个字，史枚就签“枚”，郑振铎就签“铎”，现在要这么签会觉得你怎么有点不大认真或者有点矫情，但那时候就这个样子，这个意见刚才大家都看了，这就是郑振铎写的文字。

那么郭宝钧是什么人？郭宝钧我们应该知道，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早年参与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安阳殷墟进行的我国第一次考古发掘，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曾参加山东城子崖等地的调查发掘工作，首次提出了“龙三文化”这一概念，1949年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并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还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兼职。他的书很多，你看三联书店出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第一篇就是他写的。

郭宝钧算是一个专家了，那么他看了之后，他是以郑评的名义，什么叫“郑评”？就是“郑振铎评价”的名义写了这么一段：

“此稿辑图百余版，为文二十余万言，用力颇勤，搜集颇富，对于兵器研究亦有相当的认识，是其不可埋没处。惟范围过宽，抉择未精，批判亦欠谨严且时杂迂曲之谈，引用古书亦真伪不分，过于置信，致得出三代以前有铜兵铁兵之结论，殊属无据，若讵以此稿代表中国兵器演变史，实不免予人以错误观念。且文成在解放以前，立场观点尚多应行修改处。原稿经红笔识出之点，都是显著不妥地方。愚意似应加以删削校正，再行刊印，始为对人民对信史负责。若以原稿作者逝世无人能肩此任，必欲付印，则应改名为《中国兵器史料丛辑》，留供修兵器史者参考之用，似觉名实相符。当否备参考。”

用郑评的名义，实际上郭宝钧先生的。

那么专家与编辑的初审意见，是不是大致相同啊？有的地方说的说法不一，重一点，轻一点，其实意思还是差不多，就是说价值还是有，但是问题也很严重，大概是这个样。那么编辑室编辑组组长史枚看了专家意见以后，坚持自己原先做出的不予出版的建议。史枚的意见是：

“我想我们固应重视编者的辛勤，但所谓‘必欲付印’，刚才专家说了，如果‘必欲付印’怎么办呢？‘姑妄存之’是否我们对此稿应持的态度，值得考虑。我以为这些材料固不妨由学术机关收购，供研究之用，而不必亟亟出版。且我们提倡学术著作，是否也必须都由我们包下来呢？”

王子野也不再跟他争论了，就直接说：“此稿按三联以后方针，应接受出版。”因为刚解放的时候，中央确实给三联一个任务，三联书店1951年已经并入了人民出版社，但保留了三联书店的牌子，有分工。怎么分工呢？凡是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社会主义建设的著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凡是一些学术著作以三联的名义出版，而且让三联书店去动员那些从解放前过来的学者们，拿书稿交给三联书店来出版，因为那时候很多学者对共产党是观望的，写了书也不拿出来，所以它有这么一个任务。按三联以后方针，应接受出版，复信寄稿者：“此稿有一定价值，原则上可以接受出版，但有缺点，须加必要的删节和整理工作。能担任这项工作的人也不容易找，找到了也还需要一些时间。出版时间可以讲明两年为期。如果他同意这样做，稿子可以收下，预付若干稿费。待得复信后再去约人修改。”这等于是最后一个决定了，但是要给作者的家属去写信。

我认为这是一个实事求是而又对寄稿者负责的决定。还可以预付稿费，两年以后出版，很认真的。出版的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董秋水就给寄稿者，实际上是这个作者的儿子，还是个高中生。他写了信以后，由史枚先生又审核了一遍而且做了修改，最后交给了总编室主任范用先生。范用先生是1938年进入生活书店，解放以后，1951年三联书店并入了人民出版社以后，他就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且分管三联书店的工作，后来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经理。一直到1986年，在他的呼吁下，三联书店恢复独立。1979年，以他为主，加上陈翰伯、陈原一批人呼吁申报创办了《读书》杂志，其实《读书》杂志他是背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出版界对范用先生有两个评价：第一，三联书店80多年历史上，解放前最重要的人是邹韬奋。解放以后，尤其是这30年来，最重要的人就是范用，就是说整个三联书店80年历史上，前期是邹韬奋，后期就是范用。第二个评价是，这30多年的整个中国的出版发展地很快，但在其中影响最大的，最受大家尊敬的，确对我们出版业有重大贡献的第一人也是范用。

那么这个稿子就交给了范用，范用审完了，也改过了，又交给了王子野，王子野还要签发，大家想想那时候给作者的家属写封信这么费劲，这是给作者家属写的信：

“《中国兵器史》一稿，经我们请专家审查，认为著者用力甚勤，搜罗亦相当丰富，惟范围过宽，抉择未精，引用古书真伪不分，观点尚多不妥之处，删改校正后可以出版，供研究参考之用。我们同意这个意见，故特奉商，如您可以授权我们请专家代为修改，并确定由三联书店出版。兹举应予删改和加说明的例子如下……稿中这类情形很多，如何删改和加以说明，我们当与专家续商。但此稿件修改工作既极繁重，专家修改费时必多，我们估计至少要用两年的时间，因此，出版的时间至少也要在两年以后。稿酬问题，拟在删改定稿后再商量，目前如有需要，我们可按章先预付一部分，附本社稿酬办法一份，请参阅。”

那么这个作者的儿子回信完全同意编辑部，授权三联书店修改后出版。“此后稿件转由编辑二组负责，责任编辑仍为董秋水。经协商，郭宝钧既已对稿件情况了熟于心，就请他对稿件进行修改。此项工作自1954年8月下旬始。你看光前面这个专家看已经用了一年了。“至1955年3月修改毕”，这倒很快，这是半年多的时间。“删去四分之一约七万二千字，并删去了部分图片。凡臆测之语、伪书伪器、错误观点、空泛议论、重复之处一律删去，还从整体上润饰了文字”。专家把文字都给他改了一遍。“下功夫之大，不言而喻。交分管编辑二组的陈原安排”。

编辑二组的组长是陈原。陈原进入生活书店也是1938年，后来他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再往后了当了国家出版局的副局长，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的副主任。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有一本书现在还在卖，《重返语词的密林》，就专门讲一些语言问题，写的特别的轻松，很有名的一本书，他写的书也很多，是一个很好的出版家也是一个很好的作家。

当时是陈原来负责这个问题，那么根据陈原的安排，“稿件由董秋水、朱南铣和戴文葆三人再次审读后”。这个不再介绍，介绍起来今天晚上不用结束了，戴文葆也去世没有多少年，了不起的编辑家啊，都有大量的著作，现在正在编辑他的戴文葆的文集，那都是三联书店的人。那么他们再次审读后“确认可以进入编辑加工阶段。陈原批示：‘此稿请将简况、郭（宝钧）意见、我们处理意见写成一个简单报告，报请总编批准后加工。’报告得到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曾彦修的批准。”。

那么稿件这样批准了就可以加工了，专家都改完了，编辑也加工了。进入到最后的编辑加工过程。

11月10日，董秋水报告，“沈从文先生拟借《中国兵器史》，作为他正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图谱》编辑的参考，并答应给《兵器史》提些意见。请陈原同志考虑。”陈原当然就批了。写了：“可办”。朱南铣，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红学家，这是人家出版社有名的老编辑啊，沈昌文文集特别谈到了朱南铣通晓多国外语，最后喝了酒掉在水湾里淹死的，很了不起的一个编辑家，那么这是他的意见就是图中蓝色字部分，我就不详细说了。那么陈原“可办”，朱南铣大概的意思是说：“此稿目前暂不要再加工了，可以请沈先生提提意见，将来吸收进加工里去，但是无论他提的意见我们怎么加工，最后还要请郭宝钧先生来最后确定。那么等沈先生的意见提来以后，请办公室酌量增书一二册，时间时间希无拖延”。陈原就批了“可办”，沈从文就月了半个月就把这个稿子退回来了，并提了8条意见。

沈从文8条意见很精彩，这样小楷写了三页纸，他是这么说的，大家看一下：

兵器史读后意见

这个作品已看过二次，作者为准备材料，也很用得有心，并且贯穿排列，还有条理。如拟当成资料付印，对部分人是有帮助的。但是付印时有几个部分请考虑：

（一）需删去反复引用《二仪实录》等书说炎黄以来铜兵已流行、说南方可自由贸易的论断，以及由此前提发的议论。因为似不合实际。

（二）需删去或改正一些旧式提法，如以武器精良定国体兴衰，及对于民族关系上旧的看法，免得不善用书的人辗转弄错，引起不好影响。

他用词都是很斟酌的啊，不善用书的人，什么叫不善用书的人？这词我觉得将来我们可以学着用用。

（三）器物照片有问题的要去掉，例如明白不属于兵器的部分，引前人材料时必有取舍。时代混乱得（的）改或删（如以巴蜀剑为上古），文字也得调整。

（四）文字应整理，有几个基本上问题：一，引用人的议论详细区别出来；二，反复称引的（如引越绝书许多处，七八次之多）概括一下；三，有前后矛盾的调整清楚。和当前社会思想矛盾的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这书将来会为军事教官用到，许多提法不相宜。

（五）文献材料重要的得作补充，特别是和中国兵制联系的地方，得充实。

（六）兵器实物图，大小轻重不相称，必有一定位置，目下有许多不宜付印，一缩小，更不清楚。（最好是不重要的去掉，加入新材料，不过因之恐影响到内容，因为有上千件得加入。还必须从绘画、石刻、泥塑、木刻书、画迹等等方面补充材料，和人的形象结合起来，才见出应用时情形。）

（七）必须加入一定数量的形象材料，如壁画、石刻、俑塑及绘画上反映如何使用这些东西情形，例如战国武士俑，及铜器上的战争形象，狩猎形象，汉画上、和石刻上、专（砖）刻上，敦煌麦积山壁画上的，长安洛阳出土的、传世画迹上的，以至明代木刻，清代点石斋画报，这书中谈到的才生动。也不必多，总得有百十个图。结果全书会给人印象深刻些也活泼些。又军事乐器如铙、铎、胡角、横吹、钲、角已出一大堆，作者只说铜鼓，必需补入，否则即将铜鼓去掉。论尺量部分抄人的也可去掉。因为内中有许多器物是用中尺的。

（八）外文部分引来的需调整。应以中国目下的为主。本书似在抗战前完成的，当时军事学校教兵器史，大致也只要求到这个程度。许多提法、看法都是在当时为有用，在目前会起不好作用的。当成资料付印，这部分也必需谨慎一些。最好删去。

这是沈从文的看法，大家看了就自有评价。他对书稿的评价是很有保留的，你看他说：“用得有心”、“还有条理”、“当成资料付印，对部分人是有帮助的”……评价很不高实际上。这八条意见，有具体的，也有整体的，但都很实在。除了这八条意见外，他在书稿里还插了一些纸条标的小意见，也有100多处。其对待学问的认真态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个意见建议再加入一定数量的形象材料，如壁画等等这些东西来反映如何使用这些兵器的情形，尤为有见地，然而照做难度太大，换上百十个图，谈何容易！且作者已去世，势必另请专家，非重新大修改不可。所以，责任编辑董秋水建议仍按当初方针“删而不补”，最后陈原同意了。就是沈从文的意见根本就没用。

鉴于沈从文先生的认真，总编办公室主任范用不是一开始说，提议送他一两本书吗？后来范用先生说：从沈从文所提的意见来看审稿者是将全稿都看了的，“送两本书似乎嫌少，还是送审阅费为宜。”请翔一同志根据全稿字数与南铣同志商议后决定。结果翔一同志批的是：“此稿不是请沈先生审的，是他借去看，顺便提了些意见，编室意见还是送书。”范用嘱咐送《历史唯物主义》、《奴隶社会译文集》和《封建社会译文集》各一册。

但是看出认真了，上面还写着请范用同志批示，赠什么书，那会儿书也是很值钱的，不像现在这么不值钱。真的那会儿送一本书，结婚的礼物不就是送一本书吗？其实三本书也可以了，审读费也送不了多少对吧？但是现在看觉得挺可笑的，其实还是很认真的。

这也算是一个出版的轶闻趣事吧。所以在这里面说一下，表面是轶闻趣事，实际上还是认真。此时郭宝钧先生正在洛阳西关周公庙考古工作站工作，董秋水立刻将稿件包括沈从文的意见及各项问题一并寄往洛阳，由他半月内审改完毕寄还。郭宝钧如期完成，回信中建议书名改为《中国兵器史稿》，本来叫《中国兵器史》，那么他前面建议过叫《中国兵器什么资料丛集》，那么这次他认为加一个“稿”字，有“未尽事”之意，比较妥当。

咱们都当编辑，你想想，我觉得这个改的很高明，《中国兵器史稿》，第一，准确了，因为沈从文评价也不高，里面问题确实很多，他又不是一个专家，他是一个收藏者，爱好者，所以叫《中国兵器史》太严重了，叫《中国兵器史稿》不错，而且现在听着《中国兵器史稿》名字更吸引人。

这个那么稿件发排前又出现一个事儿，那么史枚又向曾彦修报告，这个地方没弄明白吗？本来陈原管了，怎么史枚又出来报告。我也没弄清楚，写了报告是这么说的：

《中国兵器史稿》有作者的儿子周迺南所写《代序》一篇，我看了以后，拟抽出不用。理由如下：

（一）这《代序》没有什么内容，已经有了作者自己的导言，其中所述倒可以看看，那就完全不必有这言之无物的《代序》了。

（二）我们还要写一篇《出版说明》才好，这也不是《代序》可代的。

（三）《代序》中说“删去了其稍嫌迂阔之部分”，我原拟改为三联编辑部，因删改者主要实为郭宝钧先生，如不改，则郭先生阅此必颇不满矣。但即使这样改也交代不清，故不如删了《代序》。

（四）这《代序》的文章也用了文言，却不高明，称《代序》（子代父序乎？）也不伦。

同意后当另函告。

你看这个史枚说话都是挺尖锐的啊，但是呢，作为资格老，水平高的编辑家，从档案中的几处意见中，史枚硬朗的个性跃然纸上。曾彦修批示：“同意不用代序，另作出版者说明。”

不知是由谁执笔的《出版者说明》是这样写的。那么这个《出版者说明》也是一个范例，可以看看。

本书作者搜集我国历代兵器方面的资料，前后三十年，所得照片、图片很多，还有一部分实物。他在抗战期间写成了本书，但没有来得及修改，就逝世了。我们认为本书有资料价值，故请郭宝钧先生审阅，并约予删削，印出来供研究兵器者参考。

前面讲的那么多的复杂事情，包括对作者的书稿的评价，郭宝钧等人做的工作，这个出版说明一笔带过，就105个字，而且没有任何感情色彩，这就叫出版说明，其实出版说明或者编者按就应该这样写，不表达观点，不表达感情，就是如实交代一下这个书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经典的一个出版说明。

如此，《中国兵器史稿》历时数年，经史枚、陈原、戴文葆、范用、王子野、曾彦修等诸位编辑大家，还有郑振铎、郭宝钧、沈从文等诸位专家学者之手，始得面世。其中所作大量学术性、事务性的工作，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只不过在《出版者说明》的100字中轻轻带过。这种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出版传统和编辑精神令我们悠然神往。

但这个稿子其实到此故事也还没有结束，大家看一下啊，这是那个书当时的样子，《中国兵器史稿》：

这是现在正在出的书：

还是这本书，但是很不合适，他把“稿”给去了，看来这个书有了60年历史，本来不怎么样的书就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学术著作了，好象这个不合适对吧？大家现在应该知道这个“稿”字用的多么重要，多么准确。可是他现在给去掉了，为什么去掉？大概是觉得好卖吧。其实我觉得加稿更好卖，可能观点不一样吧。

你看后面还有个故事，这个故事就简单说说，就是书出了之后呢，作者的家属因为稿费起了纠纷，这个稿费给谁呢？他有好几个孩子，给谁呢？他们闹意见，既然有人提意见，可能涉及法律问题。当事人又通知我们，我们有义务应当先保留稿费不发，以待他们纠纷解决之后再处理，应先回信给这个寄稿者周迺南，事情请他们自己解决，在未解决以前，我们可先停付稿费，然后很认真的陈原还签了个“原”，签字最后还是范用的意见：这是一个遗产承继的问题，望他们早日自己解决，在未解决前，余款不付，其实已经预付了一部分稿费是吧？怎么说明已付多少？共付多少？后边就给作者家属写了一封信，这个信的草稿就留在档案里。大概是说，我店于6月18日接到周迺南先生的来信，提出《中国兵器史》著作权继承的问题，需请你们协商解决以后共同推派一人做代表和我店联系，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力好好协商，圆满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后面为这个事儿大概有15封信。

那么具体说来总这本书的书稿档案中，可以引发我们思考的，我觉得有这么几点：

一、编辑含量。当读者看到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的时候，并不知道编辑部门在其中做了些什么，做了多少？这就是我们这一行常说的书中的编辑含量，遗憾的是现今出版的书籍当中，编辑含量越来越低，常常是作者书稿几乎径直通过出版社达到读者手中，许多编辑和出版社不愿意做这种暗工、苦工，稿件稍有毛病便不耐烦，抱怨作者，轻易退稿，或者贵手高抬放任这些毛病，总之完全不懂得自己应当付起什么样的责任。

二、编辑家的文字。我这里所说的编辑家的文字主要是指对编辑业务而写作的文字，即所谓的编辑应用文，包括选题报告，行稿意见等内部编辑业务文件，还有与作者读者往来通信等编辑工作书信，以及为书稿、书刊撰写的出版说明内容简介、编辑后记等等的这叫书刊辅文，辅助文字。那么内部编辑业务文件，用于出版是内部交流，文字应当直来直去，观点鲜明，行文简洁，书信是给作者读者的文字要讲究周到委婉。不然会引起作者的轻视，难以接受你的意见。书刊辅文则印在书的显要位置，比如说我们说内容简介，作者简介印在封底或者封顶上，往往代表编辑部的意见要客观而收敛，其总的特点是文字简洁，条例清楚，观点鲜明，态度平和，其综合要求之高，其不亚于作家学者之文字，这是编辑的文字，其实他的综合要求是很高的，我们不应该小看它。《中国兵器史稿》，书稿档案中的编辑家的文字，可视为典范，这也是目前许多出版社编辑所欠缺的，出版社也不重视的。

三、书稿档案。这本书的书稿档案整理细致完备，连一张便条也不放弃，过了60年看，多么珍贵。后人可以看到一本书出版史的全貌，不仅如此，从中更可看出严肃认真，制度缜密的精神，只有具备这种精神才能做好编辑出版工作，才能保持三联书店这样的品牌，品牌的内容就是这样具体而丰富。那么这本书从那么一个稿子到成了一本书，一直到60年以后还在出版，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可以一起讨论的问题。

张远：其实活动开始之前，汪老师还有点担心说，今天讲的内容的会不会有一点枯燥，大家可能不太感兴趣，其实刚才汪老师在上面讲的时候，我看到大家其实听的非常认真，然后在关键的这样一些大家的评语，有时候大家互相交锋的时候，很多人捧着手机做出记录，拍照。所以我认为汪老师今天选这本书就是非常好的典范，这种传统的可能现在已经不存在的，这种出版精神，或者编辑之间的争锋，专业上无避讳的争论和坚持，我觉得现在咱们只能在历史中寻找。

（讲座部分完，问答部分稍后发出）

现场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