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想象与理想主义科幻研究先驱：拉凯泽与贝利

唐纳德·M·哈斯勒/著  肖洁/译  李广益/校

戈夫那本书出版的第二年，诗人缪里尔·拉凯泽出版了一部激情飞扬的学术著作：统计化学家、数学家威拉德·吉布斯的传记。此前，拉凯泽已经因为她那首充满希望和雄心的长诗《飞翔的理论》（1935）获得了耶鲁大学年轻诗人奖。诗中人类逃避现代主义对人性之压抑的能力在社会上引起了共鸣，这与当时的低俗科幻小说很相似。她的吉布斯研究确实引用了一些当时在科幻界以笔名约翰·泰恩（John Taine）闻名的埃里克·坦普尔·贝尔致力推广的通俗科学知识；但我想下文她对这本并非小说的吉布斯研究著作的介绍性陈述很好地记录了当时科幻研究先驱们的论调，尽管她对这些探索着邻近的科幻疆域的人大概一无所知：

不论在叙事文学和诗歌的领域，还是在学术研究和批评的早期拓荒阶段，拉凯泽描绘的建筑物都蕴含着一统天下的热望。我认为这种热望是其主要特征——甚至在它的畸变中也是如此。阿尔伯特·斯皮尔[1]和他业余爱好建筑的同事以及Fuehrer[2]都想拆毁柏林，再用千年不朽、充满雄心的建筑物来重建。我已经在另外的文章中试着指出：这种理想主义可能在阿西莫夫早期《基地》作品别的庸俗名称中得到了共鸣，如《千年计划》（格林，1958，117）。我在1998年蒙特利尔乌托邦研究学会会议上提交的明显带有修正主义色彩的关于阿西莫夫和法西斯主义的论文与达科·苏文的论文在同一个组讨论，与会者对这篇论文意见不一。后面我还会提到这篇文章。

对科幻中夸张的理想主义进行剖析和分类的学术先驱中，最著名的是J·O·贝利。他被记住部分是因为其著作的贴切标题：《穿越时空的朝圣者》（1947）。这一书名不仅对我形成这篇论文的观点起到了帮助，朝圣奖——自1970年起由科幻小说研究会颁发的一个学术奖项——也因其得名，同时这部著作又为该奖提供了学术典范。认真阅读贝利的著作是有收获的，从中可以发现在我们现在对科幻的描述中已经司空见惯的豪言壮语。贝利不同意威尔斯对文学“幻想”与惊奇的必要性和二者之间关联的理解（119）。在贝利的阐述中，他的分类包括这种“惊奇”和那种“惊奇”，其后有介绍科幻中的“陌生”城市和世界的章节。贝利设定的论调让那些对文学的逃避主义解读显得可敬。另外，当他开始写书时，战争和炸弹已经在他对这种奇妙而陌生的旅行文学的思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毫无疑问，它们使这项工作变得更加“逃避现实”，也更能触及人类的普世价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普世价值”也是法西斯主义者所鼓吹的。显然，二战后的数十年中，这种以探讨“主题”来进行科幻研究的方法在达科·苏文、加里·K·沃尔夫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演变出许多不同的形式；而正如科幻迷所说，贝利著作中探讨的主题仍然是“惊奇感”。

彼得·尼科尔斯指出：“（贝利）在寻找认为科幻值得进行严肃研究的学术著作出版机构时颇费周折。”（1979，56）确实，这部著作作为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博士论文，1934年便已经完成。正如我在上文指出的那样，此后当他想方设法出版这部必要性得到强调的著作时所发生的事情，成为最根本的动机。贝利在面世著作的开头部分生动地讲述了那些事件：

而在导言中，贝利再次指出这片充满新的研究材料的森林是多么的新鲜甚至原始：“是该给这种常被视为好奇而幼稚的冷僻文体下定义，选取文本进行考察，加以分析，并在历史纵览中介绍它的时候了。”（10）因此，即便他自己的定义把“只涉及地理的幻想旅行”排除在他所谓的“科学小说”之外，贝利也像戈夫一样承认，他面前的学术任务是让这种想像系统化，并为其描绘新的疆域。这种划定边界的工作本身一点也不幼稚。贝利在用来鼓励自己的想像中也提出了后人应当遵循的告诫（最终确实有很多人步其后尘，从罗列此后学术著作的书目中就可以看出），这些想像中最关键的之一是对学院的培根式想像。斯威夫特想按照法国和意大利的模式为英格兰建立一所学院。而约翰逊自己差不多就是所学院。在对未来培根式学院的描述结尾处，贝利写道：

四十二史

宇宙的未来/现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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