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地下的妖术

这篇文章是接受美国某杂志约稿，就地铁沙林事件及《地下》一书而写的，结果未被采用。记得好像写于2000年之前不久。因此，这是首次发表。为了让外国读者更正确地理解地铁沙林事件，我花费不少时间，精心写下这篇文章。但杂志想要的大概是不同的东西。这种事情日本也时有发生。

一九二九年十月股价狂跌的消息，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是在遥远的隔着整座大西洋的北非沙漠里听到的。他后来回顾说，那声音听上去就像遥远虚渺的空谷回音（We heard a dull distant crash which echoed to the farthest wastes of the desert）。不过，菲茨拉杰德当时能否理解这一事件将对世界历史产生多大影响？也许与华尔街的风暴相比，他更忧心妻子泽尔达的精神疾患和身为小说家的自己面临的低迷状态这类个人问题。

“听见了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还是回国看看吧？”

“别——没什么大不了的。”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我失落的城市》）

在任何国家和任何人的历史上，都有几个戏剧性的分水岭。比如说一九二九年之于美国，卢比孔河之于凯撒，斯大林格勒之于希特勒，《佩珀中士》之于甲壳虫……这些东西在某种场合，属于那类谁都不会看漏的明确转折点。人们提心吊胆、紧张肃穆地通过这种地点。但在另一些场合，却难以同时感知那种冲击。这类事件的真正意义，宛如长期票据的结算一般，得到将来才会静静前来造访。人们得相隔一定岁月之后，才会重新认识到：“哎呀，现在回首往日才知道，那原来是个分歧点嘛！”

总而言之，后世的历史学家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史时，一九九五年或许会成为重要的里程碑。那是让日本这个国度激烈地大大转变航迹的年份。话虽如此，并没有某个特定的人得为这一转变负责。仿佛基里科绘画中出现的没有面孔和姓名的神秘的某个家伙，谁也不是的某个家伙，在昏暗的舵手舱里静静扳动了舵轮。

我在遥隔着整座太平洋的马萨诸塞州剑桥，迎来这不吉利的一年。那是我正在波士顿郊外的大学里执教一个班级的日本文学，每年春天到来，便去跑那美不胜收的波士顿马拉松，其间则写作长篇小说。离开日本生活在美国东海岸，倏然四载已逝。当日历翻到一九九五年之后没多久，从日本传来两则令人抑郁的消息。不过我当时耳中所闻的，可不是菲茨杰拉德听到的那种“遥远虚渺的空谷回音”，而是清晰无误的不祥的轰鸣。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想道：“也许该回国了。”便开始收拾行装，准备离开新英格兰。

一九九五年毋宁是静静来临的。其开幕——当然是说如今回想起来——没准有点过于平静。假如这世界上真有预言，那位预言者大约会跑遍全国，用木槌敲响全国的警钟。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干这种事。新年一如既往静悄悄地开场，人们一如既往在元旦这天前往神社，合掌祈愿和平、健康与繁荣，吃烤年糕，喝屠苏酒。干支为“猪”，而在日本，猪被视为“勇往直前的动物”，不会冷静地反省周遭的状况，只知一气向前猛扑。这对日本这个国家倒不失为一则比喻，新年伊始只怕不少人有此感想。但比喻归根结底只是比喻。它只会在比喻意义上伤人，不致置人于死地。

一九九五年，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之后的第五十年，一个划时代的年头。许多日本人却举棋不定，不知该以怎样的心情迎接这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日本经济正一点点被泡沫经济崩溃的阴影吞噬。股价毛骨悚然地持续下跌，日元却急剧升值，结果汽车、半导体、家电这些倚赖出口的产业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尽管如此，一般市民的生活中并不见有什么阴影造访。在这个时间点蒙受致命伤害的，是凭借股票和地产投机尽享人生大好春光的所谓“泡沫暴发户”，是妄图不费吹灰之力就坐收渔利而对理财投资趋之若鹜的企业，但一般人毋宁将他们的急剧没落视为“健全现象”。“从前有点异常。”人们摇晃着脑袋说，“景气火热得过了头。无赖们赚了个脑满肠肥。这下日本社会该表现出一点成熟稳健了吧。”

日本经济依然很富足，企业和个人都拥有绰绰有余的存款，消化损失应当不在话下。经济活动的低迷，在许多层面被当作软着陆带来的过渡性现象。日本经济的确遭受重创，但仍然如一艘“不沉的战舰”，威严地漂浮在太平洋西端。美国经济尚未从衰退期完全恢复，遍地残留着斑斑血迹。德国正沉陷在统一之后经济混乱的泥沼中，苦苦挣扎。

但与表面截然相反，世界潮流正待大大改弦易辙。这年春天，日元对美金的汇率冲破八十日元大关，创历史最高纪录，这其实就是曾几何时简直要席卷全球的日本经济的“斯大林格勒”。过山车一般的低价暴跌，以及仿佛与之步调统一的股价狂落，将金融机构持有的大部分资产缓慢但确实地化作了不良资产，就如同体内危险的脓液悄然增殖一般。于是，地狱的盖子将被掀开。

一月十七日凌晨五时四十六分，巨大的地震毫无前兆地袭击了神户及附近城市。那是最初的噩梦。寒冷的清晨，离日出还有一段时间，大多数人还裹着温暖的棉被沉沉酣睡。人们被崩塌的混凝土压扁，被房屋的构件活埋，被火灾的烈焰烧死。超过六千四百人命丧黄泉。

最先从CBS新闻节目中听到这则报道，我一时没能将这一事件理解为事实。因为神户素称日本地震最少的地方之一。我在神户近郊度过了少年时代，在那十八年间，不记得经历过像样的地震。住在那里的每个人（也包括因地震失去家宅的我父母），肯定连做梦也没想过大地震有朝一日会袭扰自己。

加之面对大地震时，日本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令人难以置信地薄弱。他们就像成语所说的那般呆若木鸡，未能敏捷适当地应对，坐失良机。对多个国家派遣救援队的申请踌躇不决或是加以拒绝，延误了派遣自卫队赶赴现场。时间在蹉跎中空逝，而这期间，许多生命丧失在瓦砾堆下。政治家的无策和官僚体制的僵硬便是重大原因。“我来决断，由我为决断负责。”在权力中枢里，没有一个敢于这么说话的人。

这场地震带给众多日本国民两个阴郁至极的认识：

一、我们归根结底生活在不稳定而暴戾的地面上。

二、我们的社会体系中，好像存在某种错误的东西。

然而不稳定的暴戾的东西，并不单单存在于地面之上。阪神大地震仅仅两个月后，这样的事实便摆在人们面前。三月二十日，一个叫“奥姆真理教”的新兴宗教团体使用沙林毒气（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制了这种剧毒气体，因萨达姆·侯赛因用来镇压库尔德人而为世人所知）袭击了东京的地铁车厢。五个乔装打扮的犯罪实施者分别乘上东京地铁线的五趟列车，将两只装有二百毫升液态沙林的塑料袋叠放在地板上，用锐利的伞尖戳破。星期一早晨的高峰时段。结果，乘客及地铁站员十二人丧生，超过三千名市民被送往医院。无差别恐怖事件。整个东京陷入战后最大的混乱状态。“这里简直就像战场！”电视播音员冲着摄像机大吼。

死亡人数虽然远远少于阪神大地震，但这次地铁沙林事件从根本上大大撼动了日本人的精神基盘。日本人是同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共生共存的民族。用极端的说法就是，自然带来的暴戾性已经在无意识中被编写进了人们的精神程序。他们在内心深处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应对灾难的不告而至。不论那灾害多么巨大、多么不可理喻，他们都学会了咬紧牙关忍耐。“诸行无常”是日本人最喜爱的话语之一：一切都变幻无定。日本人是饱经崩溃的磨练、熟知虚幻的滋味、坚忍地向既定目标前进的民族。

然而地铁沙林事件却是日本人——至少在能想起的范围之内——从未见过、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类型的灾难。这是①由宗教团体作为教义的延长引发的，②使用特殊化学武器、计划周密的犯罪，③是日本人事实上以无差别地杀害日本人为目的。它揭示了日本乃是“世界上极少有的安全和平的国家”这一共同观念的崩溃。“我们的社会也许的确有些缺陷，”人们曾经以为，“不过我们至少是生活在安全的社会里。可以自由地行走在任何城镇的任何街道上，不必担心遭遇犯罪。这是一种成就。”但事到如今，这只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已。

许多人从这一事件中感受到，一个“天真无邪的时代”已告终结。奥姆真理教尝试的无差别杀人的被害者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而且，杀人武器说不定是比这次的沙林毒气更具破坏性的致命的东西。因为奥姆真理教当真在开发细菌武器，甚至把核武器开发都纳入了视野。他们竟然还拥有俄罗斯制造的军用大型直升机，并打算购买坦克。

得知这样的事实。许多人深受冲击。他们居然准备有组织地杀害更多的人！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将人驱向如此好战的仇恨心理的，究竟是怎样一种精神？而这样的仇恨心理，是突然变异式地产生的吗？抑或说，那是我们自己缔造的体系必然产生出来的东西？

及至事件的侦破工作不断进展，罪犯陆陆续续被抓捕，人们感受到的冲击变成了困惑。因为地铁沙林事件的五个犯罪实施者并不是人们熟悉的那种单纯狂热的“宗教狂人”，而是受过很高教育的知识分子“精英”。

在千代田线令两名站员死亡的林郁夫（48岁），是一位声誉很高的心脏外科医生。在丸之内线导致一名乘客丧生的广濑健一（30岁），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我的母校）理工学院应用物理学系后，考入了研究生院。同样在丸之内线致使两百人轻重伤的横山真人（31岁）曾在东海大学专供应用物理学。在日比谷线导致一名乘客死亡的丰田亨（27岁）在东京大学理学院应用物理学系——一个在全国都屈指可数的杰出研究室攻读博士课程。同样在日比谷线导致八名乘客惨死的林泰男（37岁）曾在工学院大学研究人工智能。

他们本该是支撑着日本产业社会中枢的人物。如果早生十年十五年，他们大概会发挥智慧与技能，为日本经济举世瞩目的发展做出贡献，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极其自然，恐怕不会对自己有一丝疑念。但他们对沿着此路走下去不以为然，主动退出社会体制，在芸芸大众认为是荒唐无稽且十分危险的神秘主义新宗教里，发现了取而代之的新体系。之后他们辞去广受社会尊敬的职业，离开大学的研究室，将全部财产捐献给教团，抛弃家小，为追求宗教理想而出家。最终听从教祖麻原彰晃的命令，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无差别杀人。

要说讽刺或许真是讽刺（也可能根本不是讽刺），他们杀害的不是企业精英，也不是支撑着日本国家体制的高级官僚（据推测目标本该是这些人）。在地铁站里吸进沙林毒气陷入呼吸困难，莫名其妙在惨烈的痛苦中抓挠着喉头死去的，其实是在体制内日复一日勤勉卖力工作的极为“普通”的人。我为了写书，采访了六十多名该事件的受害者，得知其中半数以上没有接受大学教育，颇觉震惊。而拥有足以与犯罪实施者相匹敌的高学历的，只有极少数人。

这五个犯罪实施者除了都是钻研理工科学问的“精英”，还拥有另外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当时年龄大半在三十多岁。他们是六十年代后半期学生运动时代之后涌现的“迟到的一代”。考进大学时，大规模的政治与文化运动已告终结。钟摆改变了方向，当权派重新大权在握。他们眼中看到的，是“盛宴散场”的意兴阑珊。曾经高举的理想失去光彩，尖声高呼的口号失去力量，理应充满挑战性的反文化也失去激进性。吉姆·莫里森和吉米·亨德里克斯都已不在人世，广播里只传来不无哀伤的迪斯科音乐。空气里飘荡着漠然的失望：“好东西全叫上一代人给糟蹋啦。”

他们被称为“冷漠一代”。上面的“团块一代”就倾向而言喜欢争论、爱抱团、富于攻击性，容易滑向垂直思考。与之相比，“冷漠一代”则一般被认为冷漠，个人主义，爱取守势，其思考形态是水平的。在这层意义上，他们或许可称为以经济富足为背景登场的新一类日本人。

“团块一代”将以政治色彩浓烈的理想主义为轴心的“共有感”放在中心命题位置。与之相对，“冷漠一代”更重视制造与他人的差异。比如说力图穿不同于他人的服装，听不同于他人的音乐，读不同于他人的书籍。这固然没错。人应当是自由的，人应该是“绝非其他任何人的自己”。然而好事多磨。面前横亘着一条巨大的社会潜规则：“这种差异必须不致大大偏离社会一般认识。”大体而言是“与他人相同的东西”，但在个别情况下“稍稍不同于他人”。用个极单纯的表达：日本尚未准备好接受全面个人主义的基本土壤。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不得不直面的现实。

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追求的差异被无止境地细分化、技巧化。结果不再是旨在确立自我身份认同的建设性差异，而是变质成为差异而差异的“走投无路的差异”。并且与泡沫经济的登台相呼应，这种差异化变得越来越耗费钱财。事物如商品目录般向着阿玛尼，向着宝马，向着年份葡萄酒步步推演下去。六十年代青年标榜的“理想主义”好似白鸽自鸣钟一般，化作过去的遗物。这种竞争所带来的，在许多情况下是无边无际的闭塞感，是丧失目的招致的挫折感。

他们这代人中的一部分会毫无警惕地为神秘主义运动所吸引，甚至无警惕到让人乏味的地步，或许应当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状态中寻找原因。某个头顶灿烂光环的家伙从体制外赶来，哗啦哗啦地打开窗户送入新鲜空气，热情地招呼：“‘个别差异’啥的，那么烦人的东西就别管它了。到这儿来吧，照我说的做就成。”于是他们便无力抵御，因为他们心中并没有足以对抗这种诱惑的思想支柱。

在上班途中遭地铁沙林事件伤害的三十多岁上班族中，许多人虽然口中表达了对犯罪行为的愤怒，同时还会——降低少许声调——加上一句：“对于那些被奥姆真理教吸引的人，我个人并非我不能理解他们的心情。”这话多少让我震惊，同时又令我深思。

我采访过的奥姆真理教信徒，许多都出身大抵算得上“正派人家”的中产家庭，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遭遇不幸。出身极普通的家庭，顺利地长大成人。基本都学习认真、成绩优良——至少也是不差。长相也不差（整体而言略嫌柔和，缺乏强烈个性）。对父母多少持批判态度，但并未反抗成性。对学校喜欢不起来，却并未违反校规拒绝上学。对社会心怀不信，对物质主义风潮持批判立场，但没有从内部进行改良的社会意识。交友关系概而言之是狭隘的，几乎没有可以吐露心曲的友人。孤独，往往沉湎于抽象思考，认真地为生、死和宇宙的生成苦恼。觉得寻觅异性恋人十分困难，即便找到，也维持不了正常关系。大学时代专供理工科的居多。

这种类型的人——也许会被周围的人称作“怪人”、“御宅族”——在任何社会都占一定比例。迄今为止，日本社会大抵将他们视为有益的专业人员主动接纳。许多人进入企业成为研究者，或留在大学成为学者，在开发新产品和专业研究领域取得成果。他们自成一格地作为“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员，被赋予用武之地。社会上有积极接纳他们的余地，他们也由于被接纳相应地成熟，得以完成“社会化”。

然而在某个时间点，他们开始对被社会体制“接纳”的事实感到踌躇，开始拒绝。这是一个重大转换。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发生了这样的转换？答案明确无误，是社会本身丧失了目的。说得更具体点，就是丧失了肉眼可见的目的。当被“社会化”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善，他们便明确宣告“NO”。这说是反抗，不如说是位于坦率疑问的延长线上的东西。他们发出的疑问，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合情合理的。“战后五十年，我们如此辛勤劳作，不断追求富足，可结果走到了哪里？我们的社会最终目标所向，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

听上去也许有些奇妙，然而在战后日本历史上，发出这种根本性的疑问却属罕事。因为对上一代日本人来说，答案不言而喻。“我们为了富裕起来干活。我们的确背负着一些问题，但是当社会自身富裕起来，一起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这便是关于未来的基本概念。“只要努力，事情就会有发展，会好起来。”这种认识无限接近乌托邦式的幻想，同时又是彻底行之有效的命题。

然而在这里，切身体悟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会直接给个人带来幸福”的第一代人登上历史舞台。即使收入成倍增长，地价的增值却远高于它，人们买不起工作单位附近像样的住房。他们的家远在郊外，每天花费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挤在令人窒息的满员列车里上下班，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消耗宝贵的健康与时间。企业竞争过于残酷，都不能正经享用带薪休假。半夜下班赶回家，孩子们早已酣然入睡。周末假日主要用于休息，以消解疲劳。

我采访过的乘日比谷线上下班族自嘲地笑着说：“其实根本用不着谁特地跑来喷洒沙林毒气，这样的列车居然还没有死人，本来就叫人奇怪。”车厢里就拥挤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窒息，有时当真无法呼吸。高峰时刻车门边的你推我挤中，竟有人挤得手臂骨折。一位女子告诉我，她常常站在上下班的列车里睡觉。因为从挤进车厢到下车几乎不必动弹。“那简直就是战争。”一位上班族感叹道，“而且，我们得每天早晨、每个星期五天，周而复始直到迎来退休，一直要坚持三十多年。”

“不觉得痛苦吗？”我问道。

他扭歪了脸。那张脸告诉我，怎么会不觉得痛苦呢？然而他并没有说出口来。因为一旦说出口，只怕自己胸中某种东西就将崩塌。不过他说了另外一句话：“你知道吗？人人都在这么做。并不是只有我一个。”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不管日本如何在统计数字上夸耀经济繁荣，构成社会的“普通百姓”却很难真实感受到自己拥有相称的富足生活。就像沙漠上的海市蜃楼，不管如何接近，它都始终远远遁去。所以，他们——那些皈依奥姆真理教的人——不得不对自己被轻易地社会化说一声“NO”：“也许人人都在这么做，可是我不愿这么做。”

问题在于，日本社会中并没有能容纳对社会主体制高呼“NO”的人的副体制这个选项。这或许正是现代日本社会背负的不幸，正是悲剧。只要这种副体制的缺失得不到根本解决，就充分存在再度发生类似犯罪的可能性。这不是消灭一个奥姆真理教团就能解决的单纯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登台的日本新兴宗教，许多都有与旧有的宗教各派色调迥异，它们浓厚地受到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的反文化影响。日本没有发生美国那种毒品文化与社区运动曾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情况，但是向瑜伽等东方神秘思想倾斜的现象很明显，主要提倡以崇敬自然为本的、身体性的恢复。这些宗派在许多情况下都用超越科学整合性的“超能力”当作招牌。

比如说麻原彰晃就把“空中飘浮”和“水中打坐”（一种在水下长时间不呼吸的修行）当作重大卖点。放在从前，这类玩意儿一定会被斥为荒唐无稽，弃之如敝屣。然而投奔奥姆真理教的“精英”却绝不认为这荒唐无稽。他们完全相信存在这种超能力，甚至尝试用电脑将其理论化与量化。

麻原彰晃还对人们预言“世界最终决战”的到来，竭力主张教团为此必须高度武装化，声称必须在日本之内再建立另外一个国家，为正义而战。麻原提出以日本、美国和共济会为假想敌。为此，他们建造巨大工厂生产化学武器沙林，从俄罗斯购入武器，将成批信徒送往俄罗斯，在军人的指导下接受射击训练。号称由信徒捐赠而聚敛的巨额财产成为资金来源，“精英”们在互联网上收集信息，查到各种化学武器的制造方法。（您知道通过互联网，普通百姓能何等轻易地获取大量足以致命的信息吗？）麻原彰晃无疑是反社会的妄想狂。他高度评价阿道夫·希特勒，将其视为榜样之一。但他这种妄想狂特性混合了宗教教义与神秘能力，从而获得一种催眠式幻觉。在封闭的集体生活中，信徒们受到彻底的思维控制，大多数信徒或多或少都共有这种妄想狂式的幻觉。

采访几位皈依奥姆真理教的人时，我问了他们一个相同的问题：“你在青春期热心地读过小说吗？”回答大体一致，是NO。他们几乎都对小说没有兴趣，甚至感到格格不入。有些人对哲学或宗教深感兴趣，热心阅读这类书籍。沉湎于动漫的也不少。换言之，也许他们的心灵游走于形而上的思考与视觉性的虚构之间（形而上思考的视觉性虚构化，抑或相反）。

也许他们没有完全理解“故事”的构成方式。众所周知，但凡阅读过一些故事的人，自然就能看出画在虚构与现实间的那条界线，能在此之上作出判断：“这是个好故事。”“这是个不太好的故事。”然而被奥姆真理教吸引的人们，却似乎不能辨清这条重要的界线。不妨说，他们没有对抗虚构本来作用的免疫性。

奥姆真理教的教祖麻原彰晃提供给信徒们的世界观，也许包含某种关于世界、关于生命的宝贵的真实。姑且算是这样。我无意彻底否定麻原彰晃的宗教思想，哪怕那只是将西藏密宗教义改头换面，但其中好像——至少在初期阶段——确有足以吸引许多人心的原始吸引力。再者，麻原在调动人体各种潜能的技术上有超常才能，这一点已有多人作证指出。尤其是早期信徒（声称）曾体验麻原显示的多种奇迹般的现象，因此对他宣誓百分之百效忠。

然而麻原向信徒们展示的世界观，基本上却是一种虚构。总之是“实证范畴之外的东西”。不，我并不是在非难它。假如不惧误解直说，则一切宗教的基本根源都是故事、是虚构。在许多层面上，故事（可以说作为白魔法）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强大治愈力。这也是我们阅读精彩小说时屡见不鲜的体验。一篇小说，一行文字，可以治愈我们的伤口，拯救我们的灵魂。但自不待言，虚构必须时时与现实严加区别。在某些情况下，虚构会深深吞噬我们的真实存在。就像康拉德的小说将我们实际带入非洲原始森林深处一样。人们必须在某一时刻阖上书本，从那个场所回归现实。我们必须在与虚构不同的地点，恐怕是采取与虚构相互交换力量的形式，打造出抗击现实世界的自己。

然而皈依奥姆真理教的人们拿到的，大多是极其危险的单程票。看来那里根本没有出售往返票的窗口。这种缺少公正的“知情同意”的虚构，实在容易摇身一变，化作“体系虚构”。我们许多人感同身受地知道这一点。但“不习惯虚构”的信徒大多不会考虑这种危险，而是把麻原展示的虚构与事实混为一谈，正面地接受下来。虚构一旦被全面接受，就会顺流而下，无止境地封闭地体制化。结果，他们便仿佛同心圆一般，被麻原彰晃那内在的个人虚构吞噬，简直就像被巨鲸吞噬的约拿，麻原彰晃的虚构一动，他们也随之而动；麻原彰晃的虚构膨胀，他们也随之膨胀。

因此，当麻原彰晃的虚构受到致死的程序缺陷（可以想象那大约是潜藏于他灵魂中的东西）污染时，他们便受到那程序缺陷的污染。亦即一个人的噩梦与妄想将许多人同时同质地包罗其中。于是他们听从麻原的妄想或其故事施展妖术之命（或是听从其唆使），怀抱着沙林袋子，断然实施针对“当权派”的徒劳无功、估算错误的攻击。他们从一个巨大体制沦落下来，接纳他们本应是柔软的安全网，但其实是危险至极的蜘蛛网。

事情至此并未结束。甚至在奥姆真理教团引发如此巨大惨烈的事件之后，尽管领导者大多被捕入狱送上审判台，仍然有新的信徒陆续加入其行列。互联网上他们的主页至今仍然吸引着大批年轻读者。这很危险，人们说。然而这只是日本社会更大的结构性危机的前兆之一罢了。

我在撰写《地下》一书时，打算尽可能多地收集受害方而非加害方的证言，动机是迄今为止日本的媒体上几乎没有受害者的心声登台。传媒的关心集中于奥姆真理教这个教团，集中于其尊师——一个装束奇异的半盲男子，一个从街头小瑜伽培训班老板爬升到庞大宗教组织尊师地位的谜一般的人物——麻原彰晃。结果，受害的人们只受到“背景”程度的待遇，他们只是“不巧乘上那趟车的可怜人”。用个极端的说法，他们不管是谁都行。仅仅是事不凑巧坐上那趟列车、吸入沙林毒气、受到伤害的“普通百姓”。他们没有面孔，也没有被赋予固有的声音。就像电影里的路人甲。

与之相对，我尝试告诉大家，他们这些受害者也有生气勃勃的面孔和声音。我想在这本书里尽力揭示，他们是无可替代的个体，各自拥有固有的故事，是活生生的独一无二的存在（亦即他们可能就是我、就是你）。我以为这大约是小说家的使命之一。小说家也许会不得要领、愚不可及。但我们不会随随便便把事物一般化。

希望诸位侧耳倾听人们讲述的声音。

不，在那之前请先想象一下自己。

试剑石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一。是个令人神清气爽的晴朗的初春早晨。依旧春寒料峭，路上的行人都穿着风衣。昨天是星期天，明天是节日——就是说夹在两个休息日之间。也许你会想“今天真想休息啊”，遗憾的是，因为各种事情你不能请假休息。

所以你在一如平素的时刻起床，洗脸，吃完早饭，穿好衣服奔向车站，然后一如平素地坐上电车去公司上班。那是平凡之极、一如平素的早晨。人生中与其他日子毫无区别的普通一天。

直到五个头套假发、脸贴假胡须的年轻男子，拿着用砂轮打磨锋利的伞尖，把装有奇妙液体的塑料袋戳破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