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刀枪不入（1）：比起暴打造成的痛苦，我能承受更多

原创核聚核聚

大卫·戈金斯（David Goggins），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完成了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陆军的游骑兵和空军的战术空管3项精英训练科目的人。

2005年，他在没有经过长跑训练的情况下花了19个小时跑完了162公里；

2006年，参加夏威夷奥特曼世界锦标赛铁人三项赛，在为期3天的514公里的比赛中获得第2名，两天内骑自行车420公里；

2007年，参加恶水135超级马拉松，取得了个人最好成绩，排名第三；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还参加了另外14场超级耐力赛，其中9场比赛排名前五；

2008年，《跑步者世界》杂志将他评为“跑步英雄”；

他参加的各项赛事，总共帮特种作战勇士基金会，筹集到200多万美元的善款。

2013年，他在17个小时里，做完了4030个引体向上，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为此，他在9个月里，做了67000个引体向上。

之后，他通过了消防专业培训，成为了蒙大拿州的一名野外消防员。

今天开始，我会在公众号上连载《我，刀枪不入》（Can't Hurt Me）。

这本书是前美国海豹突击队队员大卫·戈金斯的自传，它拯救了许多想要自杀的人。阅读这本书，有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有人痛骂自己从未活过。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承受极苦的能力才是一个人的终极优势或者屏障》，大卫·戈金斯就是一个典型。

回顾一生，戈金斯发现三个事实：

It's so easy to be great nowadays because everyone else is weak.

如今要变得伟大太容易了，因为所有其他人都是脆弱的。

Suffering is the true test of life.

苦难是真正的人生试炼。

You have to be willing to suffer 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人必须愿意承受苦难，才能达到彼岸。

对此，读懂的人受益，读不懂的人被蹂躏。

最重要的是，要牢记，大卫·戈金斯这样的人不是你的榜样，而是你的对手。

第一章

我本来会死于意外的

藏在美丽街区的地狱。

1981年，威廉斯维尔是纽约州水牛城最抢手的小区。这里环境优美，绿树成荫，治安良好的街道上坐落着精致的住宅，里面住的都是模范市民：医生、律师、钢铁厂高管、牙医和职业足球运动员，还有崇拜他们的妻子，以及每家两三个孩子。汽车是崭新的，道路是整洁的，这里有无限可能。这里上演着栩栩如生的美国梦。而地狱就在天堂路上的一个拐角处。

我们住在那儿一栋两层、四间卧室的白色木屋里，四根方形柱子构建起一个前门廊，里面是威廉斯维尔最宽阔茂密的草坪。后院有一个菜园，还有一个两车位的车库，里面放着一辆1962年的劳斯莱斯银云(Rolls Royce Silver Cloud)、一辆1980年的奔驰450 SLC，外面的车道上还停着一辆闪闪发光的1981年新款黑色克尔维特(Corvette)。天堂路上的每个人都几乎生活在食物链的顶端。光从表面上看，绝大多数邻居都认为我们是所谓的幸福快乐的戈金斯一家人，认为我们是那一小撮人中的顶尖家庭。但光鲜亮丽的外表，远远没有揭示出丑恶的真相。

大多数工作日早晨，他们能看到我们7点准时在私人车道上集合。我爸爸特伦尼斯·戈金斯，个子不高，但他长相英俊，体格健壮，像个拳击手。他穿着定制西装，笑容温暖真诚。去上班的路上，他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我妈妈杰姬(Jackie)比我爸小17岁，长得美丽，身材也苗条。我和哥哥收拾得干干净净，穿着牛仔裤和浅色伊佐德(Izod) 衬衫，背着背包，就像其他白人小孩一样。在这个美国梦的图景中，每条私人车道都是一个舞台，供父母和孩子在开车去上班和上学前，上演着点头和挥手的戏码。邻居们就想看到这些，也没人会往深处探究。

多好。真相是，戈金斯一家在贫民窟里又干了一整晚的活儿，刚回到家。如果说“天堂路”是地狱，那我就是和魔鬼本人住在一起。只要邻居关上门或拐个弯儿，父亲的微笑瞬间消失，他转眼就变得怒气冲天。他咆哮着下达命令，然后走进房间又睡了一觉，但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完。我和哥哥小特伦尼斯(Trunnis Jr.)还得继续干活，到底去哪儿就取决于我们不眠不休的母亲了。

1981年，我读小学一年级，说实话，我在学校里整天发呆。不是因为学习的知识有多难——至少那时候还不难——而是因为我老想睡觉。老师抑扬顿挫的声音是我的摇篮曲，我交叉放在书桌上的双臂，便成了一个舒服的枕头，而老师一旦发现我在做梦，她尖锐的话语就会像个恼人的闹钟一样响个不停。年幼的孩子就像可以无限吸水的海绵，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吸收语言和思想，来奠定知识大厦的根基，在这个基础上，绝大多数人建立了终身受用的技能，比如阅读、拼写和基本数学。但是我晚上要工作，所以大多数早晨，除了努力保持清醒之外，我没办法专注于任何事情。

课间休息和体育课也不好过，我面临着完全不一样的问题。在操场上要保持清醒不难，难的是要藏起来——不能让我的衬衫滑落、不能穿短裤。伤痕就像是危险信号一样，一旦我把它们暴露出来，我就会被打得更惨。但是在操场上和教室里，最起码我是安全的，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是这样。在这儿他打不着我，至少肉体上打不着。我哥哥过着跟我一样的生活，他那时上六年级，也就是在中学的第一年（美国小学是5年），他有自己的伤口要隐藏，也要没日没夜地干活，因为铃声一响，真实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旱冰场

从威廉斯维尔到东水牛城的马斯滕区(Masten District)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东水牛城的大部分地区一样，马斯滕区以黑人工人为主，坐落在城市边缘地带的贫民窟。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它还没有完全沦为贫民窟。那时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工厂还在“轰隆隆”地运转，水牛城是美国最后一个伟大的钢铁城市，城里的大多数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有着工会保障的稳定工作，挣的工资也够养家糊口，这意味着在马斯滕的生意很好做。对我爸爸来说，一直都是这样。

在他20岁的时候，他就拥有了可口可乐公司在水牛城的地区分销特许经营权和四条配送路线。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能赚大钱，但他想要的更多，看得更远。他想买车，还想开一个放克迪斯科音乐厅。当地的一家面包店倒闭以后，他租下了那栋大楼，开了水牛城第一家室内的旱冰场。

转眼十年过去了，旱冰场已经搬到了渡船街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几乎占据了马斯滕区中心的一整条街。他在旱冰场上面开了一家酒吧，取名为“红色房间”。在20世纪70年代，那是东水牛城的打卡地，也是在那里，他遇见了我的妈妈，当时他36岁，妈妈只有19岁。那是妈妈第一次离开家。

我妈杰姬在天主教会长大。我爸特伦尼斯是一位牧师的儿子，对她说的话题了如指掌，足够他伪装成一个信徒，这让她毫无抵抗力。我们还是认清现实吧，她被他迷住了，对他如痴如醉。

小特伦尼斯出生于1971年，我出生于1975年，在我六岁的时候，溜冰迪斯科热潮达到了顶点。溜冰场每天晚上都在摇摆。我们通常在下午5点左右到那里。哥哥在小卖部干活——做爆米花、烤热狗、装冷饮、做披萨，我按大小和样式整理溜冰鞋。每天下午，我站在一个阶梯凳子上用喷雾除臭剂喷洒旱冰鞋，并更换橡胶塞。那股除臭剂的气味在我的头顶上缭绕，弥漫在我的鼻孔里。我在几个小时里，都闻不到别的气味。我的眼睛看上去永远都布满血丝。但我必须无视这些干扰，有条不紊地干活，随时待命。因为爸爸在DJ台上工作，监控着全局，如果我弄丢了一只溜冰鞋，我的屁股就要遭殃了。开门之前，我得举着两个我那么高的拖把，把旱冰场地板擦到发亮。

6岁的我在旱冰场（右）

下午6点左右，妈妈叫我们到后台办公室吃晚饭。那个女人永远不愿意接受事实，但她的母性本能却是真的，这使得她抓住屁大点事儿，就要用来进行可笑的作秀。每天晚上在那间办公室里，她都会把两个电炉放在地板上，双腿蜷在身后坐着，来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烤肉、土豆、四季豆和小圆面包，而我爸爸就在旁边一边看书一边打电话。

吃得真好，但即使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就知道，和大多数家庭的晚餐比起来，我们的“家庭晚餐”简直就是胡扯。而且，我们狼吞虎咽，根本没时间去享受食物，因为晚上7点开门的时候，正是演出时段，我们必须各就各位做好准备。爸爸是监工，他一走进DJ台就开始监控我们3个人。

他像上帝一样扫视着房间，如果你搞砸了，你会听到他的吼骂声，除非你比他先发现并改过来。

在屋顶刺眼的灯光下，房间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一旦他把灯光调暗，表演灯光就会让溜冰场沐浴在红色之中，它扫过旋转的镜子球，像魔术一样变出溜冰迪斯科的幻境。工作日晚上或周末，成百上千来溜冰的人蜂拥而入。大多数时候，他们是一家人一起出动，每人支付3美元的入场费和5毛钱的冰鞋租赁费，就可以溜冰了。

我负责出租冰鞋，独自管理整个工作站。那张踏脚凳就像我的拐杖一样。没有它，顾客根本看不见我。大号冰鞋在柜台下面，但小号冰鞋存放得太高，我必须爬上架子去取，这总逗得客人咯咯笑。妈妈是仅有的一个收银员，她向所有人收服务费。对特伦尼斯来说，钱就是一切。顾客走进门，他就在一边数数，实时计算着自己的收入，因为这样，在我们打烊之后他在收银台结算总账之前，他心里早就有数了。钱最好一分不少。

所有钱都是他的，我们仨累死累活，一分钱也拿不到。事实上，妈妈从来没得到过属于她自己的一分钱，她名下也没有银行账户或信用卡。爸爸控制着一切，如果妈妈收银柜里少了一分钱，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

当然，踏进店门的顾客对这些一无所知。对他们来说，这个旱冰场就是一个家庭经营的人间仙境。爸爸放着褪色的黑胶唱片，唱片里回响着迪斯科、放克音乐和早期低沉的嘻哈乐。男低音在红色的溜冰场内回荡着，有当地流行的“水牛城之子”瑞克·詹姆斯（Rick James）的唱片，有乔治·克林顿（George Clinton）的迷幻放克唱片，还有嘻哈革新派的Run DMC乐队发行的第一张唱片。有些孩子在速滑，我也喜欢速滑，但如果我们加入溜冰的行列，事态就会变得无法控制了。

在开始的一两个小时里，大人们要么呆在楼下滑冰，要么看着孩子们在冰场上画着椭圆，但他们最终还是会溜到楼上，开演自己的戏码。当楼上的人多了起来，特伦尼斯就会溜出DJ音乐台，加入他们的行列。都说我爸是马斯滕市的非官方市长，其实他本质上就是一个虚伪的政客。他的顾客就是他的政绩，而顾客们不知道的是，不管他往杯子里倒了多少酒，像兄弟般抱了多少次，他根本一点也不在乎。对他来说，做这些都是为了钱。如果他给你倒了一杯免费的酒，那是因为他知道你还会再买两、三杯，甚至更多。

通常情况下，溜冰场会在晚上10点停止营业，但在24小时的通宵滑冰马拉松里，也少不了我们几个。那个时候，妈妈、哥哥和我继续工作：从满是粪便的厕所里捞出血糊糊的卫生棉条，给男女厕所通风，把里面弥漫的大麻烟雾排走，刮掉溜冰场地板上沾满细菌的口香糖，清洗小卖部的厨房，清点存货。到了凌晨，我们才能拖着身子走进办公室，累得半死。我和哥哥头对着脚睡在办公室沙发上，妈妈给我们盖上毯子，这个时候天花板正随着低沉的放克音乐摇摇晃晃。

妈妈还有干不完的活。

她一走进酒吧，特伦尼斯就不停地使唤她，她要么在门口工作，要么像一头酒鬼的骡子一样，在楼下忙着去酒窖取酒。她总有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做，得不到片刻休息，而爸爸就在可以看到全场的酒吧一角，监视着一切。在那段日子里，爸爸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瑞克·詹姆斯(Rick James)，每次进城都会在这里停留，把他的座驾埃克斯卡利伯(Excalibur) 停在外面的人行道上。他的车就是广告牌，让周围的人都知道有超级大咖在里面。来过这里的名人不止他一个。辛普森是NFL（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最大牌的球星之一，他和他的水牛城比尔队的队员都是常客，泰迪·彭德格拉斯和斯莱兹姐妹也一样。如果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查一下。

耻辱

也许，如果我年龄再大一点，或者我爸爸是个好人，我可能会为自己能参与这样一个文化时刻而感到自豪，但作为孩子，我对那种生活根本不在乎。就好像，无论我们的父母是谁，无论他们是做什么的，我们生来就有正确的道德评判。当你六岁、七岁或八岁的时候，你能感受到有些事情是对的，有些事情就TM不对。如果你出生在恐惧和痛苦的漩涡之中，你知道事情不应该是这样，但事实就像是受伤大脑里的碎片一样让你痛苦不已。你可以选择无视，但是，当没日没夜的痛苦汇聚成一片模糊记忆的时候，总有一阵心悸。

然而有些时刻实在是挥之不去，在我的脑海里萦绕至今。那是一个夜晚，妈妈提前到了酒吧，却发现爸爸正在跟一个女人甜言蜜语，那女人比她小十岁。特伦尼斯看到妈妈在注视着他们，耸了耸肩，而妈妈死死盯着他，猛灌了两杯尊尼获加红葡萄酒，以平息自己的怒火。爸爸注意到了妈妈的反应，但他对此厌恶至极。

妈妈知道发生了什么。特伦尼斯越过边境在加拿大的伊利堡开了一个妓院，水牛城最大银行之一的某银行行长，名下有栋在伊利堡的避暑别墅，临时妓院就开在这栋别墅里。当特伦尼斯需要长期低息贷款的时候，他就会把女孩们介绍给水牛城的银行家们，然后他的借贷就总能顺利通过审批。妈妈知道她盯着的那个年轻女孩，是他妓院中的一个女孩，她以前见过。有一次，她走进溜冰场后台的办公室，却撞见爸爸和这个女孩在沙发上做那种事，那正是她每天晚上安顿孩子们的该死的沙发啊！她撞见他们在一起，那女人朝她笑，而特伦尼斯耸了耸肩。不，妈妈事先并不是一点也不知道，但是当她亲眼所见时，已经气得快要烧起来了。

半夜的时候，妈妈和我家一个保安开车去银行存款。保安恳求她离开我爸爸，就在今晚离开。也许他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妈妈也知道。但她不能跑，她没有任何独立谋生手段，而且她不想把我和哥哥留在爸爸身边。而且，她还没有财产共享权，因为特伦尼斯一直拒绝与她结婚，她那个时候才反应过来这不对劲。她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直是个贤惠善良的人。特伦尼斯对此却深恶痛绝，他对待他的妓女，都比对待自己亲生儿子的母亲要好，就这样他把她困住了。她百分之百地依附于他，如果想要离开，她只会一无所有。

我和哥哥在滑冰场上从来没有睡过好觉。天花板晃动得太厉害了，因为办公室就在舞池的正下方。那个夜晚，当妈妈走进来的时候，我已经醒了。她笑了，但我注意到她眼里的泪水，我还记得当她温柔地把我抱在怀里的时候，我闻到了她气息中苏格兰威士忌的味道。爸爸跟在她后面，怒气冲天，衣冠不整。他从我睡觉的垫子下面掏出了一把手枪（是的，你没看错，我六岁时睡觉的垫子下面，有一把装着子弹的手枪！），笑着在我眼前晃了晃，然后把它藏在被裤腿遮住的脚踝皮套里。另一只手拿着两个棕色纸购物袋，里面装满了现金，接近1万美元。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一个平常的夜晚。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尽管爸妈之间的紧张气氛已经有所缓和，但他们都没吭声。早上6点之前，妈妈就把车开到了天堂路旁的私人车道上，比平常早到了些。特伦尼斯跌跌撞撞地从车上下来，关掉警报器，把现金扔在厨房桌子上，然后上楼去了。我们跟在他后面，妈妈把我和哥哥在床上安顿好，吻了吻我的额头，关上了灯，然后她溜进主卧，发现爸爸就在那里等着她，手里把玩着他的皮带。特伦尼斯不喜欢被妈妈盯着，尤其是在公共场合。

“这条皮带大老远从德克萨斯州跑过来就是为了打你，”他平静地说。他先把皮带弯起来，然后开始抽它。有时候我妈妈会反击，那天晚上她就反击了。她朝他的头上扔了一个大理石烛台，他躲开了，烛台砰的一声撞在墙上。她跑进浴室，锁上门，整个人缩在马桶上。爸爸一脚把门踢开，反手就开始狠狠地抽她，把她的脑袋撞到墙上。他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到一楼大厅，她几乎已经神志不清了。

那时候，我和哥哥听到他暴力的声响，看着他一路把她拖到一楼，骑在她身上，高举着皮带。她的太阳穴在流血，她的嘴角也在流血，她的鲜血引爆了我内心的导火索。在那一刻，我对他彻骨的仇恨战胜了恐惧。我跑下楼，跳到他的背上，用我的小拳头猛砸他的后背，抓他的眼睛。我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他单膝跪下。我痛哭流涕。

“别打我妈妈!” 我哭喊着。他把我摔倒在地，大步朝我走来，手里攥着皮带，却突然转向我母亲。

“你养了个小流氓啊，”他冲着她笑。

紧接着他拿皮带狠狠地开始抽我，我紧紧地蜷缩成一团。就在我后背上的伤痕一条条增加的时候，妈妈朝着前门的控制板爬去。她按下了紧急报警按钮，整个房间顿时响起铺天盖地的警报声。爸爸呆住了，他望着天花板，用袖子擦了擦额头，深吸了一口气，系上腰带，上楼清理掉所有罪恶与憎恨的痕迹。他知道，警察正在赶来。

妈妈只是得到了一时的解脱。等警察到来的时候，爸爸已经在门口迎接他们了。警察的目光越过了他的肩膀，妈妈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她整张脸肿胀着，挂着干了的血迹。但不同于现在，那时候没有什么#MeToo运动，那玩意儿压根就不存在。警察就像没看见她一样。爸爸告诉警察，没什么大事儿，只不过是动用了一些必要的家法。

“你们看看这座房子。你看我像是虐待妻子的人吗?”他问。“我给她貂皮大衣、钻石戒指，我费尽心思给她想要的一切，她却往我脑袋上扔大理石烛台，她可真是让我给惯坏了。”

当爸爸把警察送上车的时候，警察跟他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他们没有找妈妈做笔录就走了。那天早上，爸爸没有再打妈妈，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了，他已经造成了精神伤害。从那以后，我们清楚地知道，法律站在了爸爸那一边，我们只是他的猎物。

暴打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的生活毫无改变，暴虐还在继续，妈妈试图用几束微光来驱走黑暗。她知道我想成为一名童子军，所以她为我报名了一支当地的部队。我还记得那是周六，我戴上了深蓝色的童子军徽章，身上穿着制服，内心感到骄傲。我知道至少在这几个小时里，我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我们朝着门口走去，妈妈笑了。我的骄傲，她的微笑，是从内心深处涌上来的，而不仅仅是因为什么童子军。在那黯淡无望的日子里，我们试图从行动中为自己找回一丝希望。这些行动至少证明我们还能做点什么，我们不是一无是处。

就在那时，爸爸刚好从“红色房子”酒吧回来。

“你俩上哪儿去?”他怒视着我，我盯着地板，妈妈清了清嗓子。

“我要带大卫去参加他的第一次童子军集会，”她轻声呢喃着。

“别想去那里！”我抬起头，眼睛里噙满泪水。他笑了，“我们要去赛马场。”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到达了巴达维亚唐斯(Batavia Downs)，这是一个老式的马具赛马场，骑手们坐在轻便的四轮马车里跟在马后面。我们一进门，爸爸就拿了一张赛马表格。一连好几个小时，我们三就在旁边，看着他一个接一个地下注，一支支抽着烟，一杯杯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当他赌的每匹小马都输光了的时候，他就大叫“天啊”。爸爸在赌场上像个傻瓜一样大发雷霆，每当有人经过的时候，我都恨不得钻进地缝里，但我太引人注目了。我是看台上唯一一个穿得像童子军的孩子。我可能是他们见过的唯一一个黑人童子军，但我身上穿的制服说了谎，我只是一个冒牌货。

那一天，爸爸输了好几千美元。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对此喋喋不休，他的喉咙因为抽多了尼古丁而沙哑。我和哥哥坐在狭窄的后座上，每当他往窗外吐痰的时候，他的痰就像回旋镖一样打到我的脸上。他的每一滴唾沫，都像毒液一样灼烧着我的皮肤，加深我的仇恨。很久以前我就知道，避免暴打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尽可能地隐形，转移视线，神游身外，让自己不被注意到。这是我们多年来被训练出的实践经验，但我TM已经受够了，我不会再躲避魔鬼。那天下午，当他拐上高速公路回家的时候，他还在说个不停，我从后座上疯了一样地缠住了他。你听过“信念战胜恐惧”这句话吗？对我来说，仇恨战胜了恐惧。

他从后视镜里盯着我的眼睛。“你有话要说？！”

“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去赛马场，”我说。

哥哥转过身来盯着我，像是在看一个疯子。妈妈在座位上局促不安。

“再说一遍。”他缓缓吐出这几个字，令人不寒而栗。我没吭声，于是他开始把手伸到座位后面想打我。但是我太小了，很容易躲起来。车左拐右拐，他半个身子转向我，拳头打在了空气上。他几乎没碰到我，但这只会让他更加愤怒。车行驶着，车上悄无声息，只有他的喘气声。“回家以后，脱掉衣服，”他说。

当他准备痛打一顿的时候，他就会这么说，没人能逃得掉。我按吩咐照做，我走进卧室，脱掉衣服，穿过走廊，来到他的房间，关上身后的门，关灯，然后趴在床角上，双腿悬空，双手在面前伸展开，屁股露在外面。这就是规矩，他这么设计，就是为了让我们身心承受最大的痛苦。

暴打很残忍，但最痛苦的是等待的煎熬。我看不见身后的门，他不着急动手，让我的恐惧酝酿。当我听到他开门的声音，恐惧蹿升至顶点。此时，房间里漆黑一片，我看不清周围的环境，在我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他的皮带就抽在了我的皮肤上。痛打远远不止两三轮，也没有具体数字，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停下来，也不知道他是否会停下来。

他不停地抽打，一分钟接一分钟……。他先从我的屁股开始抽起，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我用手挡住，接着他向下转移，开始抽我的大腿。当我把手挡在大腿上的时候，他又把皮带挥向了我的下背部。他打了我几十轮，停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喘不过气来，咳嗽不止，满身是汗。我也呼吸困难，但我没有哭。他太邪恶了，但我的仇恨给了我勇气，我不会让那个混蛋有满足感的。我只是站起来，直视魔鬼的眼睛，然后一瘸一拐地回到房间，我站在镜子前。从脖子到膝盖，我全身布满了鞭痕。我好几天没去上学。

当你不停遭受暴打的时候，希望便蒸发了。你可以扼杀情绪，但创伤像毒气一样不知不觉间蔓延开来。妈妈不仅亲身经历过，也亲眼目睹过无数次暴打，但就这一次，让她陷入了无尽的困惑之中，跟几年前相比，她仿佛只剩下了一副躯壳。在大部分时间里，她心神不定、空虚迷茫，只有当爸爸呼喊她的名字，她才会像个奴隶一样起身去为他做事。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段日子里，她已经想到了自杀。

我和哥哥把痛苦撒在对方身上。我们面对面坐着或站着，然后他会倾尽全力地向我挥拳猛击。开始时通常只是场游戏，但他比我大4岁，比我强壮得多，而且他会调动浑身上下所有的力量来打我。每当我被打倒，我都会站起来，然后他会用尽全力继续打我，并像一个武士一样撕心裂肺地怒吼，面部因愤怒而扭曲。

“你没有伤到我！你TM就这点本事?”我吼回去。我想让他知道，比起他全力殴打我造成的痛苦，我能承受更多。但是到了该睡觉的时候，没有战斗，也无处可躲，我都会尿床，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如此。

妈妈每天都在生存中挣扎。爸爸经常说她没有任何价值，以至于她自己也这样认为了。她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讨好爸爸，这样他就不会打她或她儿子了。有时候实在被打得太惨了，她内心隐藏的导火索就会被引爆。其他时候，她知道该怎么做好准备，来迎接一顿暴打。

有一天，我早早从学校回到家，因为耳朵痛得太厉害了。我躺在他们的床上妈妈睡的那侧，左耳疼得我一阵阵抽搐。每抽搐一次，我内心的仇恨都会猛增。我知道我不会被带去看医生，爸爸不会批准我们把钱花在医生或牙医那儿。我们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儿科医生，也没有牙医。如果我们受伤或生病了，他就让我们挺过去，因为他不会为任何不能直接让特伦尼斯·戈金斯(Trunnis Goggins)受益的事情买单。我们的健康还没重要到那个标准，这真TM把我惹毛了。

大约半小时后，妈妈上楼来看我，当我翻身躺着时，她看到血顺着我脖子的一侧淌下来，染红了整个枕头。

“够了，”她说，“跟我走。”

她把我从床上抱起来，给我穿好衣服，在她车上把我放好，但她还没来得及发动引擎，爸爸就追过来了。

“你打算要去哪儿?！”

“急救室，”妈妈一边说，一边给车点火。他伸手去抓把手，妈妈猛地一加速，留给他飞扬的尘土。他气急败坏，跺着脚走进屋里，砰的一声关上门，然后朝我哥哥喊道。

“儿子，给我拿一瓶尊尼获加威士忌！”小特伦尼斯从吧台拿了一瓶红色标签的威士忌和一个玻璃杯过来，他倒完一杯又一杯，看着爸爸一杯接一杯的喝下去，每一杯都让地狱之火燃烧得更猛烈。“你和大卫要坚强，”他咆哮道。“我不会养一群废物！如果你每次有个屁大点毛病就去看医生的话，你会变成废物，明白吗？”哥哥点点头，吓得目瞪口呆。“你的姓是戈金斯，戈金斯家族就是要硬扛！”

那天晚上给我看病的医生说，妈妈把我送到急诊室的时间非常及时，我耳朵受到了严重感染，如果我们再晚到一秒，我的左耳就会终生失聪。她冒着被打的危险救了我，我们都知道她会为此付出代价。我们在可怕的寂静中开车回家。

当我们拐进天堂路的时候，爸爸还在厨房的桌子上炖菜，哥哥还在给他倒酒。小特伦尼斯害怕我们的父亲，但他也崇拜这个人，倾倒在他的魅力之下。作为长子，他受到了更好的待遇。特伦尼斯仍然会狠狠地揍他，但在爸爸扭曲的头脑中，小特伦尼斯是他的王子。“等你长大后，我希望你能成为一家之主，”特伦尼斯对他说。“今晚你会看到什么是一家之主。”

我们刚走进前门，特伦尼斯就把我们的妈妈打得不省人事，但哥哥看不见，每当毒打像天上的雷雨一样爆发时，他就会在自己的房间里等着“暴风雨”结束。他选择无视黑暗，因为真相过于沉重，让他无法承受。我却一直在密切关注“暴风雨”的情况。

夏天的时候，特伦尼斯没有安排周中休息的时间，但我和哥哥学会了骑自行车，所以我们会走得远远的，在外呆的时间越长越好。有一天，我回家吃午饭，像往常一样从车库走进屋里。爸爸通常睡到下午很晚，所以我以为没什么危险。但我错了。爸爸患有妄想症，他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也得罪了一些人，我们一离开家，他就设置了警报。当我打开家门，警报声尖叫起来，我心里一沉。我定在原地，背靠着墙，竖起耳朵搜寻脚步声。我听到楼梯嘎吱作响，心想我TM完蛋了。他走下楼，身穿棕色毛巾长袍，手里拿着枪，他穿过餐厅，走进客厅，把枪举在前面。我能看见枪管从拐角处慢慢向我靠近。

他一走出拐角，就能看见我站在离他只有二十英尺远的地方，但他并没有放下枪。他把枪对准了我的眉心。我直勾勾地盯着他，极力控制住面部表情，双脚牢牢地钉在地板上。房子里没有别人。有一瞬间我甚至希望他能扣动扳机，就在生命长河中的那一瞬间，我不再关心自己是死是活。我才8岁，早已精疲力竭，我真TM受够了爸爸的恐吓，也受够了溜冰场。过了一两分钟，他放下武器，上了楼。

离开

照这样发展下去，肯定会有人死在天堂路上。妈妈知道特伦尼斯把枪放在哪里。有一段日子，她算好时间跟踪他——计划该如何行动。她和爸爸会各自开车去溜冰场，她要赶在爸爸之前到达，从办公室沙发垫下面拿走他的枪，然后早点把我和哥哥带回家，把我们俩安顿好之后，她站在前门等他，手里拿着枪。当爸爸把车开到路边时，她会从前门走出来，在他的车道上，杀了他——第二天一早，送牛奶的人会发现他的尸体。我的舅舅们，也就是她的兄弟，劝住了她，但是他们一致赞同她需要用些猛招，否则她就会成为那个躺着死去的人。

我们的老邻居贝蒂帮妈妈想了一个办法。贝蒂过去一直住在我们街对面，她搬家以后她们一直保持联系。贝蒂比妈妈大20岁，有着与年龄相称的智慧。她鼓励妈妈提前几周设计好逃跑方案。方案的第一步，是在她名下办一张信用卡，这需要让特伦尼斯为她担保，所以，她必须重新赢得他的信任。贝蒂还提醒妈妈，她们俩之间的友谊要保密。

有几个星期，杰姬戏弄了特伦尼斯，她就像当年那个19岁的美少女那样，眼里闪烁着星星。妈妈成功使他相信她又崇拜他了，当她把一张信用卡申请表塞到他面前时，他说他很乐意为她争取一点购买力。当信用卡寄到妈妈信箱的时候，她触摸着信封里的塑料硬边，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她把信用卡举过头顶，欣赏着它，像一张金奖券一样闪闪发光。

几天后，她听到爸爸在电话里跟一个朋友说她的坏话，当时爸爸正跟我和哥哥在餐桌上吃早餐。就这一刻了。她走到餐桌前，说：“我要离开你们的爸爸了。你们两个可以留下来，也可以跟我一起走。”

爸爸呆住了，说不出一句话，哥哥也是。但我像点着了一样，兴奋地从椅子上跳下来，抓起几个黑色垃圾袋，上楼开始收拾东西，哥哥最终也开始收拾他的东西。在离开之前，我们四个人在那张餐桌上吃了最后一顿。特伦尼斯怒视着妈妈，充满了震惊和蔑视。

“你一无所有，而且没有我，你什么也不是，”他说。“你没受过教育，没有一分钱，也没有前途。不出一年你就会沦为妓女。”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我和哥哥身上。“你们两个长大后会成为一对废物。别想回来了，杰姬。你走后五分钟，就会有另一个女人取代你的位置。”

妈妈点点头，站起来。她给了特伦尼斯她的青春，她的灵魂，最后她被毁掉了。她尽可能少地去打包过去的东西，尽可能少地带走过去。她留下了貂皮大衣和钻石戒指，她想爸爸可以把它们给他的妓女女友。

特伦尼斯看着我们把行李装进妈妈的沃尔沃（特伦尼斯有好几辆车，这是他不愿意坐的那一辆），把自行车绑在车的后面。我们慢慢地开车走了，最开始他一动不动，但就在妈妈开车转过街角的那一瞬间，我能看到他朝车库走去。妈妈一脚把油门踩到底。

相信她吧，她已经为突发事件做好了准备。她猜想特伦尼斯会跟踪她，所以她没有往西去州际公路，那条公路会通往她父母在印第安纳州的住处。相反，她开车去了贝蒂家，沿着一条爸爸甚至都不知道的土路走。我们到达的时候，贝蒂已经打开了车库门。我们停好车，贝蒂猛地把车库门拉下来关好。当爸爸开着他的克尔维特，在高速公路上追赶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眼皮底下一直等到天黑。我们知道，那时他肯定会去溜冰场，正常营业。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

大约行驶到水牛城城外90英里的地方，老破车沃尔沃该死地出现故障——油箱着火了。滚滚浓烟从排气管里冒出来，十分呛人，妈妈顿时不知所措。就好像她把所有的恐惧都压在心底，躲在一副强装镇定的面具之下，直到一个故障出现，她终于崩溃了，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我该怎么办?”妈妈问道，她的眼睛睁得像碟子一样大。哥哥从来没想过要离开，他叫她掉头回去。我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妈妈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我该怎么办?”

“我们必须走，妈妈，”我说。“妈妈，我们必须走。”

她把车停到一个加油站里，周围荒无人烟。她疯了一样地冲向公用电话，给贝蒂打过去。

“我做不到，贝蒂，”她说。“车子抛锚了。我必须回去！”

“你在哪儿？”贝蒂冷静地问道。

“我不知道，”妈妈回答，“我不知道我在哪儿！”

贝蒂让妈妈去找一个加油站服务员——那时候每个加油站都有服务员——然后让服务员接电话。服务员说清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就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城外。在贝蒂给了他一些指示之后，他把电话递给妈妈。

“杰姬，伊利城有一家沃尔沃经销商。你们今晚先找一家旅馆住下，明天早上再开车去那儿。服务员会把车加够油，让你能开到那里。”我妈妈在听，但她没有回应。“杰姬？你在听吗？照我说的去做，一切都能搞定的。”

“在听。好的，”她低声说，情绪低落。“酒店。沃尔沃经销商。我明白了。”

我不知道伊利城现在是什么样子，但那时候城里只有一家像样的酒店：离沃尔沃经销店不远的假日酒店。我和哥哥跟着妈妈来到前台，等着我们的却是更坏的消息：房间都被订满了。妈妈的肩膀耷拉下来，我和哥哥站在她的两边，拿着装在黑色垃圾袋里的衣服行李。我们这道绝望的“风景”，被夜班经理看到了。

“听着，今晚我会在会议室里给你们安排几张折叠床，”他说。“下面有个洗手间，但明天早上，你们得早点收拾好离开，因为我们上午9点要开会。”

我们心怀感激地在会议室睡了下来，那是间铺着工业地毯和照着日光灯的会议室，也是我们自己的炼狱。我们在逃跑，处境岌岌可危。但是，妈妈没有被击垮。她躺下，盯着天花板上的瓷砖，等到我和哥哥都睡着了，然后她溜进了附近一家咖啡店，盯着我们的自行车，也盯着路上的情况，忧心忡忡，一整夜没睡。

沃尔沃汽车经销店的车库开门时，我们正在门外等着，这就留了足够的时间，让修理工可以集齐需要的零件，并赶在下班之前把车修好，让我们可以重新上路。日落时分，我们离开伊利城，开了一整夜，8小时后，到了姥姥姥爷在印第安纳州巴西镇的家。黎明之前，妈妈把车停在他们的老木屋旁边，忍不住抽泣起来，我理解妈妈为什么哭泣。

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来看，到这里对我们来说都意义重大。那时我只有八岁，但已经进入了人生第二阶段。在那个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乡下小镇上，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等待着我们的又是什么，我也不太在乎。我只知道我们已经从地狱里逃了出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从魔鬼的魔掌中获得自由。

* * *

天使报喜

我们在姥爷家住了6个月。我在当地一个叫“天使报喜”的天主教学校里，重读二年级。我是二年级里唯一一个8岁的孩子，但其他孩子都不知道我是在复读。我需要复读，因为我几乎不识字，但幸运的是，有凯瑟琳修女做我的老师。凯瑟琳修女六十岁了，身材矮小，有一颗金色的门牙。她是个修女，但不穿修女服。她脾气暴躁，但我就喜欢她这一点。

在巴西镇读二年级的我

天使报喜是一个小学校。凯瑟琳修女在一间教室里教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所有学生，她只有18个孩子要教。她不愿意推卸责任，把我的学业挣扎或任何人的不良行为，归咎于学习障碍或情绪问题。她不知道我的家庭背景，也不需要知道。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既然我带着幼儿园的水平来到她这儿，那她的职责就是要塑造我的心智。她有世界上最充分的理由，把我托付给某个专家或给我贴上问题儿童的标签，但那不是她的风格。把孩子标签化，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但那是在她开始教书之后的事儿。我想要赶上学习，正需要她身上那种“不找借口”的精神。

正是凯瑟琳修女，让我永远不会仅仅因为一个微笑或一次皱眉就去评判别人。我爸爸笑得真TM多，但是对我一点也不在乎。而凯瑟琳修女虽然脾气暴躁，但她关心我们，关心我。她希望我们做到最好的自己。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花了很多额外时间来辅导我，直到我巩固所学的知识。不到一年时间，我的阅读能力已经达到了二年级的水平。小特伦尼斯一点也不适应新的生活，没过几个月，他就回到水牛城。他跟着我爸爸，在溜冰场干些杂活儿，就像从未离开过一样。

那时，我们搬进了自己的房子：位于公共住宅区“灯光庄园”(Lamplight Manor)的一套面积57平米的两居室公寓，每个月租金7美元。爸爸每晚都能挣上几千美元，偶尔隔三四个星期会寄25美元过来，作为孩子的抚养费；而妈妈在百货公司工作，每个月能挣几百美元。妈妈业余时间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进修，这也是要花钱的。说了这么多，重点是我们缺钱。所以妈妈申请了社会救济福利，成功的话每月能领到123美元的救济金和一些食品券。第一个月，负责发放福利的工作人员给了她一张核对单，但他们发现她有一辆车，于是取消了她的资格，并解释说，如果她把车卖了，他们很乐意提供救济。

问题是我们住在一个大约8000人的农村小镇，那里没有公共交通系统。我们需要那辆车，这样我才能去上学，妈妈才能去上班、上夜校。但她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通过“帮助抚养儿童”项目找到了一个变通方案。她准备把我们的核对单给姥姥，姥姥在上面签名之后再交给她，然后以姥姥的名义去申请救济金。即使是这样，我们的生活还是过得紧巴巴。123美元能解决多大问题呢？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穷得叮当响，开车回家时，车上的油箱几乎是空的，冰箱空空如也，电费账单也过期了，银行里一分钱也没有。然后，我想起我们有两个玻璃罐，里面装满了硬币和零钱。我把它们从架子上拿下来。

“妈妈，我们来数一数零钱吧！”

她笑了。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的父亲教她捡起在街道上看见的零钱。姥爷亲身经历过大萧条，知道穷困潦倒的滋味。姥爷说，“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能需要它。”当我们生活在“地狱”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带着几千美元回家。我们可能会把钱用光，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很可笑，但妈妈仍然保持着她童年时养成的习惯。特伦尼斯曾因为这样看不起她，但现在是时候看看攒的钱到底能让我们维持多久了。

我们把零钱倒在客厅的地板上，数出的钱足够用来支付电费、加满油箱和买生活用品了。我们甚至还有钱在回家路上去哈迪斯买汉堡。那是一段黑暗岁月，但我们还能挺过去，勉强维持生活。妈妈非常想念小特伦尼斯，然而让她高兴的是我能适应并交到朋友。我在学校度过了美好的一年，从我们在印第安纳州的第一个晚上开始，我就再也没尿过床。我似乎正在从伤痛中恢复过来，但恶魔并没有消失，他们蛰伏着。一旦他们醒来，便会毫不手软。

* * *

问题少年

三年级对我来说是一次重击。我还在熟悉读懂印刷体的时候，就必须学习草书了，而且我们的老师D女士一点也不像凯瑟琳修女。我们的班级规模仍然很小，总共有大约20个孩子，分为三年级和四年级，但是她教得烂透了，她也不愿花额外时间来辅导我。

刚上课的前几周要进行标准化考试，从此，我的麻烦就开始了。我考得一团糟。我始终远远落后于其他孩子，前几天学的内容我都很难记住，更不用说上一个学年学的内容了。面对同样的问题，凯瑟琳修女觉得我是她最差的学生，她需要在我身上用心投入更多时间，然而D女士不这样想，她每天都会为难我。D女士找到了摆脱我的办法：开学不到一个月，她就告诉妈妈，我属于另一所学校，一所“特殊学生”的学校。

每个孩子都知道“特殊”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将在耻辱中度过余生。这意味着你不正常。要把我送到特殊学校，这种威胁本身就是一个导火索，让我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结巴。我的思想-语言转换机制被压力和焦虑堵住了，在学校时，情况最糟糕。

想象一下我的境况：我作为整个班级、整个学校里唯一一个黑人孩子，每天受尽羞辱，几乎成了哑巴。我觉得无论我想什么、说什么都是错的，以至于每当老师叫我名字时，我几乎都会选择保持沉默，而不是像有刮痕的受损黑胶唱片一样有所回应。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犯错来保全我的面子。

D女士甚至没想过要同情我，而是直接气急败坏地对我大喊大叫，一通发泄。有时她会弯下身子，手攥着我的椅背，她的脸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她不知道自己正在撕开潘多拉的盒子。曾经，学校是安全的港湾，一个我知道自己不会受到伤害的地方，但在印第安纳州，学校变成了我的刑讯室。

D女士想让我滚出她的班级，学校行政部门也一直支持她，但妈妈努力为我争取。校长同意让我继续上学，前提是妈妈必须在一定时间内，跟一位语言治疗师签订协议，并把我放在他们推荐的当地一位心理医生那里，让我接受集体治疗。

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就在医院旁边，如果你想让一个孩子怀疑人生，那地方再合适不过了。那场景就像一部烂电影。心理医生在他周围摆了七把椅子，围成半圆形。有些孩子一点也不安分。一个孩子戴着头盔并使劲不停地用头撞墙。另一个孩子在医生说到一半时站了起来，走到房间另一个角落，对着垃圾桶撒尿。坐我旁边的那个是这群人中最正常的孩子，他放火点了自己家的房子！我还记得，第一天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我盯着他，心想：我绝不属于这里。

那次经历让我的社交恐惧症飙升了好几个级别。我的口吃发展到失控的地步，我开始掉头发，黑色的皮肤上冒出了很多白色斑点。医生诊断我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给我开了利他林。但是我的问题远比这更复杂。

我正在遭受有毒的压力的折磨。

事实证明，我所遭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对年幼的孩子有一系列副作用。在幼儿时期，大脑生长和发育得极其迅速。如果，在那几年中，你的父亲是一个邪恶的混蛋，不顾一切地要毁掉他家里的每一个人，你的压力会猛增，当这种巨大压力出现的次数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你可以把压力的顶点连起来画一条线，这就是你承受压力的新的底线。持续高压让孩子们永远处在一种“或战或逃”（fight or flight）的状态当中。当你面临危险的时候，“或战或逃”的状态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因为它能激励你与困难作战、全力冲破困境，但这不是正常的生活方式。

我不是那种满嘴科学的人，但事实就是事实。我读到书上说，一些儿科医生认为，有毒的压力对儿童的巨大伤害，甚至超过了脑膜炎和脊髓灰质炎。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有毒的压力会导致学习障碍和社交恐惧，而根据医生的说法，它限制了语言能力和记忆力的发展，即使是最有天赋的学生，在这种有毒的压力下，也很难回忆起已经学过的知识。从长远来看，像我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患临床抑郁症、心脏病、肥胖和癌症的风险会增加，更不用说他们更有可能会去吸烟、酗酒和吸毒了。那些在暴力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犯事被捕的可能性更高，达到了53%。他们成年后实施暴力犯罪的几率也高达38%。我们都听过“问题少年”这个术语，我就是典型代表。这不能怪我妈妈。看看这一堆数据，很明显：如果有人把我推上了毁灭之路，那个人就是特伦尼斯·戈金斯(Trunnis Goggins)。

我没接受团体治疗，也没服用利他林。第二次治疗结束之后，妈妈来接我，我坐在她车的前排座位上，目光呆滞。“妈妈，我不要再来这里了，”我说。“这些男孩疯了。”她同意了。

然而，我还是那个受伤的孩子。对于那些被有毒压力所摧残的孩子，已经有干预措施来最好地教育和管理他们，但客观来看，D女士对此一无所知。我也不能怪她无知。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并不像现在这样如此清晰。我所知道的是，同样是面对这个畸形的孩子，凯瑟琳修女在用心付出，而且依然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并没有被挫败感所击倒。在凯瑟琳修女的理念里，应该注意的是，每个人的学习方式都不一样，我们要弄清楚你是怎么学的。她推断出我的学习方法不一样，我需要重复，我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解决同样的问题，她知道这个过程耗费时间。D女士只关心学习效率。她说，要么跟上，要么滚。那时候，我感觉自己被逼到了一个角落里，无路可退。如果我不表现出一些明显改善的话，我最终会被送到那个特殊学校里一直待着，所以我找了一个解决方法。

我开始骗自己。

学习很难，对于我这个受伤的脑袋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但我倒是很擅长骗人。我抄朋友的作业，我在考试时，偷瞄四周同学的卷子。我甚至在标准化测验中抄袭答案，即便这些测验对我的成绩没有任何影响。这招见效了！我的考试成绩在不断提高，这安抚了D女士，妈妈也不再接到学校打来的电话了。我以为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实际上我选择了阻力最小的那条路，反而制造出新的问题。我的作弊手段，只会让我永远不可能在学校学到任何东西，也永远不可能跟上学习进度。这只会让我一步一步走向被迫退学的命运。

在巴西镇的早期岁月里，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我实在太年轻，还不懂种族歧视，而这就是我在乡下老家马上要面临的。当你独一无二，你就有被排挤到边缘的危险，被无知的人怀疑、忽视、欺负和虐待。生活就是这样，尤其是在那个年代。等现实扼住喉咙，我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块该死的幸运饼干（fortune cookie），不管什么时候砸开它，我都得到同样的信息：

你注定会失败！

幸运饼干〔国外的中国餐馆提供的一种小饼，内有预测命运的小纸条〕

挑战# 1

我的烂牌来得比较早，也比较长，但其实每个人都会在人生中某个时刻遭遇挑战。你的烂牌是什么？在成长过程中你与什么做过抗争？你被暴打过吗？被虐待过吗？被欺凌过吗？缺少安全感吗？也许，制约你发展的因素就是你成长过程中顺当无比，贵人无数，你从没想过要突破自我。

目前制约你成长和成功的因素是什么？有人妨碍你的学业和事业吗？机遇与你失之交臂？哪件事情是你现在想做而又机会渺茫的？你给自己设限了吗？

拿出你的日记本——如果没有，去买一本，或者在你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上的笔记应用程序上，开始写——然后把它们尽可能详细地写出来。不要对这项任务无动于衷。我把我所有不堪都抖出来给你看了。如果你曾受过伤，或者仍然在被伤害，完整地把来龙去脉写下来。明确你的痛苦，从中汲取力量，因为你将要翻转这些烂牌。

你自己的故事，你的满篇借口，以及你认为你无法实现梦想的那些极好的理由，都将成为你取得终极成就的燃料。听起来很有趣，对吧？嗯，不会那么有趣的。但现在还不用担心，这是后面的事。现在，只需列出上面的清单。

一旦你有了自己的故事清单，就可以分享给任何你想分享的人。有些人可能会登录社交媒体，发布图片，写下几行话，袒露你过去或现在的境况是如何挑战灵魂深处的。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用上 #人生烂牌#我刀枪不入# 的标签吧。要不然，就自己默默承认和接受。你选择哪种方式都可以，我知道对你来说这很难，但是单单这个行动就能启动自我赋能，驱动你战胜艰难险阻。

翻译：刘超校对：陈元，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