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韦斯特福尔/著   李兆欣/译   苏湛/校

在50年代之前，有关科幻批评通俗传统的历史可以聚焦在根斯巴克和坎贝尔这两个主要人物身上。而1950年之后，这种狭窄的聚焦就不太可能了，因为从1950年到1980年很多有影响的评论家都对科幻发表过言论，所有人在此传统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并理应得到一些注意。他们中有几个人比其他人更重要一些，但即便是其他人，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其后几场更大规模运动的代表，也是很重要的。

无论如何来定义“爆发”这个词，50年代发生在科幻小说领域的事都可当之无愧地称之为一次爆发。在数量过剩的新杂志以及精装或平装本书籍里，被当作科幻小说来写作和出版的材料数量剧增；很多作家跳出传统市场在各种新平台上发表科幻小说；科幻也成为影视媒体的热点。伴随着这次爆发，很多新的文字评论者出现了，他们可以被大致分为四类：新杂志编辑，书评家，选集编辑，科幻书的作者和编辑。

《奇幻与科幻小说杂志》

当然，40年代除了坎贝尔还有其他编辑，但除了帕尔默之外——他在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就逐渐淡出了——其他人对这一领域都没什么重要影响。然而在50年代，却出现了两本主要的新杂志。其中之一——最早由佛朗西斯·麦考马斯(Francis McComas)和安东尼·鲍彻(Anthony Boucher)联合编辑，后由鲍彻单独编辑的《奇幻与科幻小说杂志》(The 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在表达对科幻的态度和发表科幻理论方面表现得稍显含蓄。他们不刊登社论和读者来信，只通过由鲍彻和其他人撰写的书评的形式来发表评论。然而，尽管该杂志的编辑从未挑明过他们的方针，但他们模糊科幻和奇幻小说之间区别的意图(这一点在刊名中表现得很明显)，以及对文学质量的显而易见的责任感，无疑都是颇具影响的。朱迪丝·梅丽尔(Judith Merril)曾论证，鲍彻是50年代科幻的主力人物：

另一位编辑，《银河》(Galaxy)的H. L. 戈尔德(H. L. Gold)，则健谈得多。他的社评和选集前言基本上无异于是在重申坎贝尔的原则：他说“(科幻小说)的任务无非是有技巧、有智慧、富有戏剧性，并且尤其是要富有娱乐性地，对我们根据可观测事实、理论、假设和纯粹猜想所能构造出的一切可能性，进行推测”(《前言》[Introduction], 1959)，他还说，科幻小说作者必须进行“外推(extrapolate)，这一过程就是从一个今天已知的事实或理论出发，将其推展到想像性的逻辑所能达到的地步”(《在这一角》[In This Corner], 1959)。可见，戈尔德接受了坎贝尔的看法，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以“外推”后得到想像性拓展的科学“事实或理论”为基础的文学。并且在一篇关于科幻史的评论中，他似乎倾向于接受后期坎贝尔扩大化的观点，在谈到这种文学形式可能的创始者时，他只列出了古典作家的名字：“无法设定科幻小说的诞生日期。有些权威人士认为柏拉图是科幻之父，另一些则将这份族谱上溯到荷马、圣经”(《项目笔记》[Program Notes], 1958)。

《银河科幻小说》

尽管如此，戈尔德也作了一些改变。首先，虽然之前一场涉及飞碟的争论据称具有“科学目的”(a scientific intent)(《少儿不宜》[For Adults Only], 1950)，但戈尔德很少对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内容和科学准确性发表评论，并且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将科幻作为一条激发未来发明或思索未来可能性途径的努力，因为“预言不是科幻小说的任务”(《项目笔记》, 1958)。戈尔德在作品中提及科学时，很少把它放到显要位置上；他曾说“科幻小说必须引人入胜地呈现给人的，是推测。这不是预言，而是建立在现有科学、社会、政治、文化，或其他种种因素基础上的虚构性臆测”(《走出去》[Step Outside], 1951)。

戈尔德不讨论科学幻想的科学价值，相反，他对科学幻想的文学价值给予了更多强调。在一篇早期的社评中，他声称“我们正在吸引其他文学分支中的好作家到科幻小说中一试身手”(《全都属于你》[It's All Yours], 1950)，他还说，他的方针“只是将任何正规文学分支都应符合的标准都运用于科幻”(《科学幻想的准绳》[Yardstick for Science Fiction], 1951)。他特别提倡成熟和引人深思的故事：他的第一篇社评曾宣称

在第二篇社评中他又写道：“我们要求作者拿出在别处卖不掉的主题……拿出对于其他杂志来说太成人，太深奥或者在概念上太激进，以致不能冒险刊登的主题”(《全部属于你》, 1950)。经过这些努力，戈尔德宣称，“《银河》和它的作者正在开辟科幻的新道路”(《问一个傻问题》[Ask a Foolish Question], 1951)。

尽管有上述坚持科幻小说严肃性和成熟性的言论，戈尔德也对科幻小说的纯娱乐作用给予了强调：他说，科幻小说的“第一目的”，“是娱乐……(其)范围从管中窥豹到遥望星空，从跑马场到学术论文，从粪便学到地震学”(《走出去》, 1951)。可见，尽管戈尔德的杂志以其刻毒的讽刺而声名远扬——或臭名昭著，但戈尔德并没把这些公然宣称为科幻小说的目标；而按照戈尔德的陈述，科幻小说只不过是一种用来提供构思精巧且具有娱乐性的故事的媒介。(讽刺的是，晚期的坎贝尔恰恰对科幻小说的社会评论作用进行了更多强调。)于是，和斯劳恩某种程度上弱化和肤浅化了根斯巴克对科幻的主张一样，戈尔德在某种程度上弱化和肤浅化了坎贝尔对科幻的主张——虽然作为一位编辑，他理应因其在50年代所刊作品的质量而受到赞扬，这些作品比这10年间坎贝尔在《惊骇科幻》上刊登的那些要好得多。

《惊骇科幻》

尽管《惊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Fiction)、《奇幻和科幻小说杂志》以及《银河》普遍被视为50年代最主要的杂志，但1944年到1951年间由小萨缪尔·梅尔文(Samuel Merwin, Jr.)编辑，之后又由萨缪尔·曼斯(Samuel Mines)编辑的《惊悚奇妙故事》和《惊人故事》(Startling Stories)，也曾被戴蒙·奈特称赞为“成功而有影响力……(梅尔文)将杂志提升到一个足以与三大巨头比肩的位置”(《美好、愚蠢、不公，和科幻小说》[Beauty, Stupidity, Injustice, and Science Fiction], 1990)。阿什利(Ashley)则将萨缪尔·曼斯奉为“拓展科幻小说前沿的关键人物……(他)要求作者试验大胆的题材”，并盛赞其发表菲利普·何塞·法默(Philip Jose Farmer)备受争议的作品《情人》(The Lovers)的决定(《前言：从炸弹到惊雷》[Introduction: From Bomb to Boom], 1976)。^[1] 如果说梅尔文和曼斯不像写书评的鲍彻和写社论的戈尔德那么出名，那无疑是因为他们没有对科幻提出什么惊人之语或进行什么拓展分析，而主要是通过他们的编辑决策来影响科幻的发展。

《惊人故事》

本文源自《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

四十二史

宇宙的未来/现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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