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电影台词一直很流行: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韩寒在《晓说》中承认,他并不赞同这句话,纯粹就是为了写一金句。他认为任何一个人什么时候都要去区分是非对错。旁边的高晓松附和道,只有成年人才有可能区分对错,小孩子只知道利弊。
杨过是个例子。他从小缺爱,信奉“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的原则——这是典型的利弊思维——于是他成了欧阳锋的义子。要知道西毒可是黑暗势力的代表,就像你现在认了一个黑帮老大做干爹一样。但是后来他成长了,能够区分是非善恶,成了万民景仰的一代大侠。
细想金庸下笔很有分寸。杨过可以骂柯镇恶瞎子,但不能在铁枪庙里盛怒之下把他打死;杨过可以跟小龙女在重阳宫成亲,但不能将试图阻止的孙不二杀死;杨过也可以怀疑靖蓉是杀父仇人,但绝不可以在蒙古大营和金轮法王那帮人将郭靖合力击杀。什么是利弊是非,金庸心里清楚得很。大是大非只要踏错一步,杨过就奔着他爹的路子去了。
不知道看那期节目的观众是否心里一惊,原来编剧只是为了一个传播率可能很高的句子,正如填词人只是为了朗朗上口的押韵,就可以写出很多似是而非甚至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文字。如果你没有能力区分对错,就还是个只能看到利弊的孩子,就只能接受别人的对错,将这些句子写在状态栏,说成口头禅,当成行事准则。
电影台词其实解释了大家惯常的选择。因为利弊容易感受,但对错极难区分。
萧伯纳的剧本《芭芭拉少校》里,父亲调侃儿子的一番话最能体现判断对错有多难:“你没有生意头脑,不懂法律知识,没有艺术细胞又不懂哲学,你却懂是与非,那是世上最难的事,无数哲学家律师商人艺术家都想不明白的事。你可真是个天才!”
国家巨资的投入和无数杰出头脑的心血,是为了搞清科学的对错;我们在校园里度过十几年时光,无非在追求认知的对错;投资人面对市场的瞬息万变,花大量精力研究公司是为了搞清逻辑的对错。
对错是一块硬骨头,从来都不好啃。但正因为此,那些少数能够长期坚守理性的人才如此被大家敬佩。查理·芒格是这方面的典范,他说从小就在正确的价值观中成长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人们现在经常谈论的认知升级,就是把错误的片面的粗浅的认识转变成正确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路上有个大坑。
是个人都知道,葡萄干好吃,大便不好吃,它们混在一起并不能得到美味度折衷的“创新”食物。
芒格在1998年的威斯科金融公司的董事会上说:“如果你把葡萄干和大便搅在一起,你得到的仍然是大便。”当你明确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你知道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这不是绝对化不是走极端,这就是正确的本来面目。
而我们喜欢一分为二的看问题,我们被灌输事物都有两面性,所以在苦难中也能发现“价值”。这是一种典型的模棱两可的和稀泥:哪有什么对错呢,开心就好了。
这么说的人,不是蠢就是坏。要么自己分不清对错,那干脆就不分,自己就可以免于犯错的苦恼;要么先搞乱你的是非标准,再灌输他自己的对错,这就成了一句洗脑的开场白。
我在《你要不要生个孩子?》里写道:观念有好坏对错之分。这句话我想了很久,到底生孩子是你开心就好还是从一开始就要做尽可能合理的分析然后才付诸行动?对我来说肯定是后者,那篇文章就是我自认为正确的一些基本观念。当然别人愿意开心就好,那我也毫无意见。毕竟对于别人的事,尊重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越来越相信,什么事都有对错之分,只不过要考虑具体的人和情境。知道喝酒不好但喜欢喝酒是一码事,说喝酒对身体有益是完完全全的另一码事。在《老天凭什么保佑你?》里,我很明确地说:重要的事其实就只有两件:你是否在做正确的事?又是否在正确地做事?
我们有各种认知缺陷,也不能宣称自己掌握了什么真理,但这不妨碍我们在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下一点点去掌握知识认清自己。不知道的事我们无话可说,知道的事我们可以沉默但不和稀泥。我们不能告诉别人葡萄干和大便搅在一起也可以对付着下咽,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想亲口尝一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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