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勇气

文学评价需要对比，尤其是强烈的对比。只读经典文学或畅销小说的读者不太容易得到一种如获至宝的阅读体验。这种发现的快感也许是文学编辑所独有的精神享受。我至今还记得在一堆烂稿子里第一次读到朱一叶小说时的那种欣喜之情，我忍不住将她的作品推荐给其他编辑和朋友阅读。这种罕见的时刻会让人确信编辑工作的意义，也是他漫长而枯燥的职业生涯中为数不多的犒赏。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和一切产生关联，我曾经受到启示，要和动物交配，而这眼前的一切不就是为我准备的吗？实际上我还想要和沙滩交配，和大海交配，这万物的母亲，万物的子宫，这涌动着的温暖的海水，这能够使万物受孕的海水，一想到生生不息这样的词语，我就克制不住地激动。 ——《OM》

总之，我希望自己能够从头开始，不是简单地从母亲的阴道分娩出来那种从头开始，而是让整个人类的历史都退回钻木取火的年代，退回到地球还不叫作地球、陆地和海洋还没有被命名的时代，有时候这样也无法满足我的念头，我希望这种从头开始比宇宙大爆炸还要早，是一种我们完全无法靠智力幻想出来的开始。 ——《寻找安妮》

穆齐尔在《学生托乐思的迷惘》一书中写道：“一个成年人的第一次激情不是对某一个人的爱，而是对所有人的恨。”朱一叶的小说很敏锐地抓住了这种“与万物交配”、欲使一切回到起点的充满激情的恨意。你会发现她在行文过程中少有句号，常常忘记分段，那些故事以喷涌而出的姿态迅速成形。这种以描写极端情感体验为主要对象的“释放型写作”在国内并不多见。青年作家们似乎更中意于四平八稳的叙述，小心翼翼地记录下每件日常琐事在自己内心引起的反应，我们很难从中读出毫不犹豫、不管不顾的青春气息。作为个体的选择或许无可厚非，但作为整体，则显出一种未老先衰式的沉沉暮气。

同样少见的是她对书写“公路小说”的执著和热情，这本书里写下的几乎全都是发生在旅途中的故事。事实上我认为，国力昌盛的一个表现是国民（尤其是作家）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关注，英国曾经出过一批像毛姆、格林这种常年旅居国外、以异国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作家，正如当下的美国有一批类似于彼得·海斯勒、 迈克尔·麦尔的非虚构作家。而我们的作家感兴趣的似乎仍然是自己的故乡、回忆和内心世界，恨不得一生只写一个村子或一条街。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仍然处于农耕文明之中。——朱一叶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她的足迹遍布大半个地球，并且将旅途中“疯长”出的故事和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写了出来。尽管她一再强调“长途旅行如同一个缩小版的人生，充满了更加强烈的焦虑和虚无，毫无意义可言”，但是，将旅途中感受到的强烈情绪写进小说，无疑是一剂克服焦虑与虚无的良方。

不过，在写出这些小说之后，作者仍然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在这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焦虑”也可以发展成疾病。在听完她对症状的描述后，我觉得我好像也有这病。她便给我寄了一本“焦虑症自救指南”的书。但我一直没有打开看，因为我一直认为有病是好事。我甚至认为医学（尤其是精神科）的进步直接导致了文学的衰退，我们有了太多的止疼药，以致于失去了与痛苦搏斗并从中攫取财富的机会。事实上我常常发现，我与身心健康的人毫无共同语言，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不太可能产生真正的交集。当然，我并不是鼓吹大家去得病（我还没有勇气像尼采那样宣称“对于我所关心的人，我祝愿他们受苦受难、孤寂凄凉、疾病缠身、备尝屈辱”），而是相信心理疾病有时是一种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文化建构的结果，而且现代医学和心理学所预设的正面形象太过贫乏和无趣，往往会遮蔽更深层次的“病因”。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更不能轻易地将负面情绪作为一种疾病消解掉。卡夫卡说得好：

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尽力挡开笼罩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

当然说回朱一叶的小说，它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作者过快过急地将素材和体验呈现出来，使得一些情绪流于表面。有些地方的表达过于用力，反而使故事缺少了内在的爆发力，难以形成可供回味的审美空间。

不过我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太过在意作品（尤其是当下的作品）的缺点。事实上没有人能写出十全十美的小说，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小说往往是一些优缺点都极其明显并且相辅相成的作品，没有缺点的小说很多时候也没有优点。至少朱一叶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输于麦克尤恩、雪莉·杰克逊、丹尼斯·约翰逊这些（与她气质相投的）作家的短篇作品。

所以，问题的核心可能在于朱一叶写得还不够多，在稳定的产出中，缺点即使得不到改进，也会得到稀释。希望朱一叶能够重拾从自己内心出走的勇气，持续写出更多更好的故事，我相信这也是克服焦虑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