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的罗生门

原创巫则芃不熟的果实最好

浙江海宁著名的陈氏与董其昌在书画上曾有很多交集。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记载董氏在显贵之前，曾长住在陈瓛（音环）家中，所以陈家董书最多。米芾《蜀素帖》上“竟为增城有”跋文里的“增城”，就是这位陈瓛，人物风雅，曾出版《玉烟堂法帖》和《渤海藏真》。

这段“竟为增城有”的跋文署名为董其昌，但文意和法书都有蹊跷，本号曾做过分析（《《蜀素帖》与思翁的三题》）。

以上是“竟为增城有”跋中典型的败笔，缺乏意韵，它们分别有反复修改、结体孱弱、连接生涩等缺点；“嗜”完全不是董字的写法。这么重要的题跋，且可以替换，却这样漫不经心，令人不解。

“竟为增城有”跋的书法初看很有董韵，实则生涩：败笔多、同字写法雷同，够不上精绝的“狮子捉象跋”之后数年的董笔，欣赏、临摹价值有限。

从文字上说，董思翁自己视作珍宝的米帖，还曾写下《狮子捉象跋》（1604年）记述从安徽吴太学处得来的逸事，转过头来却记“竟为”别人所有，那它是如何流出去的？

这是“狮子捉象跋”，运笔、气韵都具备鲜明的董书特点，是其代表作。

该跋可谓字字精绝，美轮美奂。以此为标准件，诸多“董帖”当即显原形。

一

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记载，董思翁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又从吴太学那里购得唐代《灵飞经》。董氏于1610年曾以《法华经》七卷向陈增城出质，陈氏嫌贵就加了《灵飞经》作补偿。

1626年，董氏遣子急急前去赎回，但陈氏正在用《法华经》刻石，双方“往复不已”。陈氏儿子便偷偷把《灵飞经》裁成两卷，独留四十三行本“意作雷涣留剑公案”（意指宝物由自己与人分置），把十二行本还给董子作罢。

（传唐代钟绍京《灵飞经》。清代钱泳观点是这幅书帖定为名家依据不足，只是由于唐代普通写经入不了思陵（宋高宗）内府，而这幅就出自南宋内廷。

钱泳站在宋代米芾的高度，意指这幅字结体、运笔疏于变化，恰恰是唐代经生字的特点。

而从现在的视角看，历朝人崇尚古帖、惟古是尊，主要原因是佳帖真迹资源稀少。因为平时以临摹刻本居多，所以看见古代较好的帖本就精神为之一振，但往往定位偏高。

如今真迹高清版唾手可得，也应该理性看待古代的部分名帖。）

有文章说，清代翁同龢家族最终收藏了这版四十三行《灵飞经》，帖本的最后附有董氏索要余本的信件，可以窥见纠纷之激烈。

而钱泳的书里说在1628年时，陈子遇到思翁，董思翁说他手里的《灵飞经》已作“王谢家燕”，即转出去了。思翁吃了明亏还这样恬淡地回复，令人费解。本文后段简述陈氏的说辞，两相对照，可叹文人间的官司一言难尽。

从这段勾陈来看，《蜀素帖》在董陈之间的流转如有不顺畅也毫不奇怪，总之最终增城得到了宝物。

据《古书画过眼要录》记录的高士奇（江邨）跋所载，他于康熙丙寅（1686年）将《蜀素帖》以“白金五百两”的对价从陈氏家族手里收入囊中，并重新装池。该帖在这以后的路径是，为大臣傅恒收藏、并由其子福隆安进献乾隆内府。

在董其昌以后、傅恒以前的这一段，《蜀素帖》先后由海宁陈氏和高士奇所有。陈氏是书香世家，工书者多自不待言，最有名的是陈奕禧（香泉太守）和陈邦彦（匏庐）叔侄，更不用说陈瓛（增城）本人就是书家；而高江邨据称也擅长模仿董笔，他是康熙帝近臣，董展上有幅高士奇跋董帖，文称“余谓董书自宋元以来第一也”，论断不无道理，境界也深合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