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知识才更可信？

2013年，崔永元和方舟子，就转基因食品问题，在网上公开争辩，崔说有害，方说无害；2016年，国际绿色和平组织表示，转基因食品会造成基因污染，但随后，110位诺贝尔奖得主联合署名，支持转基因食品。你，相信谁？

国际癌症研究总署一项针对十三个国家的研究表明，经常使用手机的人，得癌症的概率，比不用手机的人高40%；但另一项实验研究表明，手机辐射并没有损害健康，还可以减少记忆损失，避免老年痴呆；国际卫生组织的官方报告称，“没有证据显示手机对健康有害”。你，相信谁？

很多心理学家认为，良好的父母关系，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离婚甚至会毁掉孩子的性格。但科学家综合分析了67项关于离婚对孩子影响的研究，结论是，离婚对孩子的心理和行为影响很小，在排除因贫困离婚的因素后，影响就更小了。你，相信谁？

我们每天都在接收大量知识——学校、读书、媒体、朋友、专家...但可能很少去在意一些看上去无关紧要，但细思极恐的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知道些什么？

我们又凭什么相信？

知识都是哪儿来的？

知识都是从哪儿来的？

请看几句话：

“红糖补血”；

“枇杷止咳”；

“猪肝补铁”；

“日心说”。

知识大部分是听说的、学来的。我们的问题是，这些知识的源头是什么？

先说结论：

“红糖补血”源于想象；

“枇杷止咳”源于经验总结；

“猪肝补铁”源于科学研究；

“日心说”源于想象。

红糖并不能补血。这个说法，是中国古代的朴素猜想：都是红色，吃啥补啥。在现代医学诞生前，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朴素想象。

（但你依然应该在女朋友痛经时，在床边端上一碗红糖水，握着她的手，和她聊聊星座，闭嘴不提这篇文章中任何一个字。）

枇杷确实能够止咳，是人们在生活中的经验观察所得。但古人无法得知，之所以能够止咳，不是因为枇杷，而是因为糖。糖流过咽喉，能促进咽喉部生成一层保护膜，避免了神经被病菌刺激。所以，冰糖炖梨也可以止咳，枇杷止咳糖浆确实有效。那棒棒糖可以吗？答案是，棒棒糖效果更好，因为棒棒糖会持续释放糖流经咽喉。只是万一为了止咳，孩子吃棒棒糖上瘾，对牙齿又不好了。

100克猪肝约含铁22-31毫克，吸收率22%左右，是很好的日常补铁食物。得出这个结论需要的基础有：一、知道人体（血红蛋白）需要铁；二、测量食材含铁量，以及人体吸收量。古人很难想象人体需要铁，中医在吸收现代医学结论之前，对猪肝的描述是“主明目”。同时，铁含量和吸收率的数据，也是科学工具测得。这个看似日常饮食健康的小知识，其实是一个相当有现代科学味道的成果。

我们都知道，日心说推翻了地心说。地心说的理论中，地球是中心，日月星辰在各种不同位置和大小的球壳上运动，球壳被叫做“本轮”，当然不是只有一个本轮，亚里士多德的计算中有56个，后来发现还不够精确，增加到80多个。

（葡萄牙宇宙学家和制图师巴尔托洛梅乌·维利乌于1568年绘制的地心说宇宙模型，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这种天空中套了80多个壳的理论今天听起来很荒唐，很难和日心说pk。但1543年哥白尼临终前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中，日心说的计算，远远不如地心说的精准，因为他错误的认为行星轨道是正圆。

直到1609年伽利略用自己做的望远镜，看见了日月星辰，再由开普勒将圆形轨道调整为椭圆轨道，日心说才渐渐站住了脚。

（图：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知识来源如此复杂，于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

我们能相信谁？想象就一定不可信吗？为什么科学进步还会依赖想象？科学研究就一定可信吗？

对这些问题，从朴素的思辨，到科学哲学不断迭代，人类探索了很久。

我们凭什么相信？

LV1 想象和经验：小木屋 

2000多年前，东西方各自开始相信，世界是由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神在控制着，由此诞生了各种宗教，部分延续至今。这样的知识来源于人的想象。

（《上帝审判亚当》，威廉布雷克，1795）

人们在生活中观察到，太阳东升西落，四季交替循环，种子会在春天发芽，女人初潮后可以生育。这样的知识让人们可以适应生活。它们被不断积累和传播，但归根结底，来自于经验。

把知识比喻成房屋建设，这个阶段，人类的知识就像一间小木屋，搭建起来很快，但不够坚实，无法搭的更高，也很容易被摧毁。

LV2 证实：砖瓦

人们靠着想象和经验，生活了几千年。直到伽利略拿起了望远镜，投下了铁球。人们才拥有了一种今天看来很普通，但当年是石破天惊的知识来源：观测和实验。

（史蒂芬·霍金说，“自然科学的诞生要归功于伽利略。”）

想让我相信你？很简单，三个字：证实它。

从此，什么知识更可信，多了一个标准，也有了一个靠谱的研究思路。

这样简单的三个字，至今也能帮你识别出生活中遇到的大部分错误说法：你只需考察一下，它是否有证据支持，如果完全没有，大可不必相信。

实证思想开启了科学时代。数学和逻辑因为其严谨和普适性，在知识研究中越来越被广泛使用，一个学科数学化的的程度，作为其成熟度的标准，由此而来。

这样就够了吗？如果一个知识经过了证实，就可以相信吗？人们很快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证实多少次才能相信这是对的呢？

比如，为了验证“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结论，假设我们充分调查了欧洲大陆上每一只天鹅，发现都是白色的，最后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色的天鹅。

（白天鹅：我去，还真有黑的。）

这个漏洞是相当大的，如果把知识比喻成房子，实证得来的知识已经像砖瓦一样坚硬，还能不断添砖加瓦。但这个漏洞就像一个屋子少了整个屋顶。

自然科学家们最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LV3 可证伪性：差不多完整的房屋

（拍摄于1882年，3岁时的爱因斯坦）

1919年，全日食的光线的弯曲，首次验证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受到了启发。他发现，科学家们不断的主动预测和实验，并不是为了证实，而是不带观点的检验：

如果结果符合理论预测，那就暂且可信，如果不符合，那就是错的。

（左：1919年5月29日，英国天体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在普林西比岛拍摄的日全食；右：2019年，人类第一张黑洞的照片。恰好100年。）

这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可证伪性”，当时科学家们对此日用而不知，直到波普尔总结提出，可证伪性才成为了自然科学界的通用标准。

自此，知识的可靠性标准往前进了一大步，有可以被质疑的方法才是可靠的。这也成了科学结论甩开非科学结论的重要分水岭。

简单来说，证实它，是开创性思维；可证伪，是批判性思维。今天，如果一个人拥有这两种知识观和思维方式，大概率来说，他会拥有一个坚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各种事物都能有自己的观点和检验标准。甚至很多人会拿起可证伪作为武器，去打击各种知识，如星座学说，弗洛伊德理论等。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此时，知识的小屋，已经基本建成，很坚固了，但很快人们发现，它依然存在重大缺陷。

第一个缺陷，被证伪的，不一定是错的。

论断可能令人吃惊，但事实不断证明。

哥白尼刚提出日心说时，先不提计算不准的问题。他的理论中，地球是自转的，当时的人们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地球在转，为什么向上抛一个石头，还能落回原地呢？它应该落在转动方向的后面啊。

这种质疑在当时是极其可靠的，哥白尼自己也无法解释，只能用“物质的泥土性质就是这样”这样的新假说来自圆其说。

按照证伪的观念，日心说就应该说再见了，你可能会说，不是啊，是证伪的过程出错了。是的，这个例子，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你比较容易看出来，但问题就是，你如何能确定每次证伪的过程是对的呢？

答案是，不能。

再举一个例子。

19世纪，人们讨论光是什么。

牛顿说光是粒子，但接着，“双缝干涉实验”，证明光是一种波。

（波通过双缝形成干涉条纹）

因为人们认为，只有波才能这样运动，粒子不能——打个夸张且粗糙的比方，你一脚足球射门，能想象球在奔向球门的同时，还在高频率，大幅度的上下晃动吗？

但后来的发现令人大跌眼镜：大如蛋白质分子的物质粒子也可以像波一样运动。

今天我们知道，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当时，谁也没有犯错，但还是错了。

证伪过程中，用到的证据、基础共识、逻辑判断的采信，都不可避免的都带有主观成分。

但我们的世界，依然有足够坚实的知识大厦，它不仅仅依靠证实和证伪建立。我们可以先相信，地球就是自转的，其他问题再解决。

这也是可证伪理论的第二个致命缺陷：

如果完全按照证伪即抛弃的思想的标准，知识就几乎无法研究和进步。

牛顿力学已经被相对论更新，但它指导下的现代工程依然建设了国家和城市；

现有天文学无法解释为什么宇宙在加速膨胀，但我们依然在学习和使用；

相比自然科学，更困难的是社会科学们，其研究本身大都不可证伪。

比如历史学对朝代更替的解释，这只能发生一次；心理学的实验结果，也很难完全重复验证；经济学更是如此，注重国家调控的凯恩斯，和注重自由市场的哈耶克态度相左，这些知识都要被抛弃吗？

LV4 范式和结构观：别求完美，先住上房子也很重要

现在，人们对知识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各种知识不断积累、进步，实实在在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到底该如何采信和对待，人们又很困惑。这种矛盾也关乎着人们该如何去建设知识大厦。

人们迫切需要一个指导。

1947年，哈佛大学25岁的天才物理学博士，托马斯·库恩，在写毕业论文期间，被邀请向一群社会科学家介绍物理学的发展。他停下论文，开始研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物理学经过了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之后，几乎没有物理学家还会去仔细研究公元前2300年的物理知识，错误太多，几乎没有价值。

这位17岁就上哈佛大学的天才起初也这么想。但他没有放弃，完整研读了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直到牛顿的所有知识进步细节。突然获得了一个惊人的洞见：

人类的知识并不是持续发展的。而是在一个时期内，先共同遵循一整套信仰、价值、世界观和方法论，搭建起一个知识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不断的修改，添加。直到有一天，这个体系已经无法容下新的知识了，大家就会推倒以前的体系，用新知识建立一个新的体系。这个体系框架，被库恩称为“范式”。

（托马斯·库恩）

每一次科学革命，不是修改了知识，而是换了范式；不仅仅是知识的进步，还有整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革命。这个过程发生过很多次，未来还会再次发生。

所以，我们判断一个知识是否科学可信，可以看它是不是在当时的主流“范式”当中。如果在，我们大可先相信，如果不在，虽然不一定错误，但还是优先研究范式内的比较靠谱。

这就解决了证实和证伪性的缺陷：一个新的研究者，无需去盯着现有知识的缺陷，先在范式内学习即可。

后来，波普尔的一个学生，拉卡托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的概念；社会科学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概念，“解释性框架”，认为对同一个社会科学命题可以有多个解释框架并存。

学者们可以在这些框架结构中，用共同的语言去理解沟通，不断取得共识，如果发现了错误，也可以共同修正。

这种对知识的思想可以被概括为“结构科学观”。

我们好像已经住上了值得信赖的知识大厦，至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并不是！

范式和结构科学观解决了知识的接纳问题，但这也引发了新的问题，核心范式太重要了，知识可以被质疑，但范式不容质疑。这让科学家们很难接受新的范式。库恩自己也说过，

要想让科学家抛弃旧的范式，去相信一个新的范式，就好像是让原来信基督教的人去改信伊斯兰教一样，太困难了。

所以，用范式指导的科学大厦，小装修没问题，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范式就是最大的阻力。

波普尔的另一位学生，费耶阿本德，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写过两本书，书名直接表明观点：《反对方法》、《告别理性》。他反对科学主义，提倡“认识论无政府主义”，认为研究的方法论知识只是在束缚科学家。因为他发现，真正重大的科学突破，根本没有遵循任何方法，而是直觉、非理性和想象力在推动，是在所谓的范式、结构和方法之外的进步。

费耶阿本德这位大神的观点，即便科学界也很难接受。但事实站在了他这一边：如果方法论是有效的，为什么今天还会遇到研究瓶颈无法突破？为何真实的突破，几乎都来自于灵感、意外或运气？

大陆漂移说是魏格纳在住院期间盯着地图突发奇想而来；

弗莱明忘记清洗实验设备就去休假，回来发现了青霉素；

爱迪生说，“天才,百分之一是灵感,百分之九十九是汗水.但那百分之一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都要重要。”；

爱因斯坦说，“在研究中我相信直觉和灵感。”。

今天，科学家群体内，大部分也都认可，那些除了方法、博学、勤奋以外，“运气”实在太重要。只是他们不能为运气找到方法。

因此，费耶阿本德认为，没有人知道知识突破的方法，也许根本就没有方法。要允许科学家自由选择，要同时相信理性和非理性，尤其是非理性，想象和出格，才能创新。

至此，我们似乎又被打回了原点：红糖补血和风雨雷神，这样的想象又回来了？

LV5 贝叶斯主义：我能算出，一个房子有多可靠

本文之所以没有将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列为一个独立阶段，是因为，他虽然找到了大厦建设方案的问题，却没有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他的态度就两个字：随便。

但他留下了一个好问题：如果说，从想象、经验，直到范式内得出的可靠研究结论，都不该被直接抛弃，那他们有高低之分吗？我们又如何衡量呢？

这时候，一个新的理论几乎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其主要的思想和数学工具都源于贝叶斯定理，所以被称为贝叶斯主义。

（托马斯·贝叶斯，18世纪英国神学家、数学家、数理统计学家和哲学家，概率论理论创始人）

我们小学都做过这样一道题：

已知袋子里有2个红球，3个黄球，球的其他性质相同，问：闭眼拿一个，是红球的概率是多少？

是的很简单，40%。

可真实世界给我们出的题大都是这样的：

不知袋子里有什么，从袋子里拿出了200颗红球，300颗黄球，50颗黑球，3颗子弹，8块巧克力，据说很久以前还有人拿出了一滴眼泪，问：下一个会拿到什么？

（简单提一下，贝叶斯主义的概率，不是指重复事件发生的频率，比如不断抛硬币正面朝上的次数占比；这里的概率是指，事件预测的可信程度，比如，“下一次抛硬币正面会朝上”，这个预测结论准确的可信把握是50%。）

老科学家老李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随机概率问题。因为原来拿出最多的是黄球，所以下一个会拿到黄球。经过一系列运算，他对此有42%的把握。

大家也暂时没有提出异议。

继续拿东西，结果接着拿了5次，每次都拿出了巧克力。老李虽然很没面子，但还是坚持自己的思路，下一个会拿到黄球，但对“这是一个随机概率问题”的猜想，没有那么确定了，调整了一下概率，认为只有36%的把握。

因为老李是这个领域的权威，所以大部分人没有提出反对。

但是，新人小红提出了一个猜想：“同样的东西总是连续出的”。而现在连续出了13次巧克力了，她对此很有把握。经过计算，她有75%把握认为下一个会出巧克力。万众瞩目下，又是一颗巧克力。

于是，小红对自己的理论更有自信了，也有了更多的支持者。认为将继续出巧克力，并概率调整为80%。

老李继续坚持黄球，降低概率为27%。

......

这个过程中，一个理论的持有者会对自己的信念有一个概率判断，这个判断既是主观的，又是理性的，不同的研究者可以主观地判断不同的起始概率。再运用贝叶斯公定理，根据新信息，理性地改变这些主观判断。

比如1543年的日心说，即哥白尼刚提出时，计算不准，还违背当时的各种常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理论在当时的可信度是极低的，比如3%。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反动的学说宗教却毫不在意，因为教会心里也知道，大家都不信。

但随后几十年，望远镜的出现，计算方法的调整，让日心说的可信概率大幅提高，比如99%。可信度提升到了教会都感到了巨大威胁的程度。哥白尼去世73年后，《天体运行论》才被列为禁书。可已无法逆转。

1905年，相对论刚出现时，许多人不接受，可信度不高，但随着一个接一个的预测与观测吻合，包括2019年的人类首张黑洞观测照片。今天的可信度已经相当高。

这里我们略过了计算过程，在贝叶斯理论中，概率的计算和调整，有一套复杂严谨的数学公式。这个数学公式的简化版大概长这样：

（该公式表示在B事件发生的条件下A事件发生的条件概率，等于A事件发生条件下B事件发生的条件概率乘以A事件的概率，再除以B事件发生的概率。公式中，P(A）也叫做先验概率，P(A/B)叫做后验概率。）

你不用理解这个公式的含义。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个公式有多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公式，所有的人工智能都将不存在。阿法狗就不会下围棋，Siri就听不懂你一个字，地图无法规划路线，输入法就不能推荐词，音乐软件也不会“懂你”......AI的底层基因，就是贝叶斯定理。可以说，21世纪的智能繁荣，是建立在贝叶斯定理之上的。

贝叶斯主义解决了之前的所有问题：我们既不用纠结证伪的事情，也不用考虑研究在不在范式内。无论你说什，贝叶斯都会给出一个很可靠的评价。

贝叶斯主义诠释了那句话：

相信正在寻找真理的人，怀疑已经找到真理的人。

尽管贝叶斯主义被高度接受，甚至被市场奉为神明，但依然备受争议。对其批判最多的，就是其判断中对主观的依赖，一些实在论者难以接受。

但在本文看来，这个批判理由，恰恰是被解决的问题：知识本身就必然包含逻辑上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成分，而贝叶斯主义，把主观的影响限定在了最小的范围。

那这个最小范围的主观判断，到底该相信谁的呢？

最好的答案是，听科学共同体的。

科学共同体，不是几个科学家，也不是一个具体组织，它是一个领域的大部分科学家。他们对一个知识的观点，代表这群科学家的主流共识。

他们对判断的修正是依据最多，被挑刺最多，最理性，最前沿的，贝叶斯可信度得分最高的。他们从不保证生产的所有知识都永远正确，但能保证，对于他们研究范围内的知识，拥有这个地球上最值得相信的判断。

作为一个外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简单粗暴的相信他们。

（所有人都见过第五次物理索尔维会议的照片，我偏偏放第六次，还是熟悉的面孔嘻嘻，1930）

这个结论看起来平淡无奇，甚至会有一种“这还用你说”的感觉，但历史是经过所有这些危机和争论，最终才形成了这种信任。

就像朴树的歌词“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出发之时的平凡，和经历一切之后的平凡，都是平凡，但已不是那个平凡。

写在最后

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说：

本文前面的内容，都源于科学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如果把知识比作房子，它们已经大致解决了，什么房子比较靠谱、以及如何建房子的问题。

在研究这些思想的时候，我脑海中忽然出现了一幅画面，画面里是一座城市。

有市中心的商业大厦，有中心辐射的商业区，还有穿插其中的居民楼。

我们一直在讨论怎么建大厦，但也别忘了，人们要的不是最坚固的楼房，而是一个更好的社会生活的解决方案。

今天，信息爆炸，新的知识不断涌现。一个知识能留存下来，还是被淘汰，看起来取决于本文中的5个伟大思想，其实本质上，是所有人类的共同选择，是所有人类的感性和理性的集体智慧。

我们不仅仅是居民，还是整个文明的建设者。

ps：文章开头的三个问题，前两个可以相信科学共同体的观点：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比普通食品对人体更有害；没有证据表明手机对人体健康有害。

至于离婚对孩子的影响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影响因素复杂，背景变化快。即使一个框架解释力足够强，也只是统计概率上呈现的规律，换一个时间、环境，具体到不同家庭的情况，都可能有不同结果。

但有一点是心理学家们普遍认同的，离婚并不是伤害孩子的直接原因，不良的家庭氛围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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