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考核制度，选拔真正有能力的人才
京房：改变考核制度，选拔真正有能力的人才 | 资治通鉴
公元前三七年，一个叫京房的官员，上书给汉元帝，主张对人才考核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一、深厚的易学背景
京房，曾经跟随一个叫焦延寿的老师，学习《易经》。京房非常有天赋，对《易经》的理解非常深刻，并能够通过《易经》，推算出各种天灾，并且在现实生活中都能够得到验证。
福兮祸之所伏，在老师焦延寿看来，京房的能力太强，反而会给他带来灾难。
焦延寿说过：“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意思是，京房虽然得到了我的道术，但是最后也会因为这些道术失去生命。
焦延寿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又预测到了什么？我们从京房接下来的举动，就能够看出来。
由于京房的能力强，声名远扬，因此被推举为“孝廉”。“孝廉”制度，是指通过地方的选拔，推荐给中央的人才。通过“孝廉”的人，能够进入中央，担任低级官职。而京房也因为“孝廉”，成功进入了政治。
成为“孝廉”之后，京房又通过一系列的争取与努力，升了职，成为了郎官。郎官，则是负责宫廷的侍卫工作。
由于郎官的职务，京房有了接触汉元帝的机会。这时候，京房果断把握住机会，上书给汉元帝。京房很明智，他没有直接暴露自己的野心，而是通过《易经》讨论天象异常，天灾人祸。
汉元帝是个崇尚儒家学术的人，对天象异常这些问题，看得非常重。因此，京房成功打动了汉元帝，博得了汉元帝的信任。汉元帝也很欣赏京房，因此京房与汉元帝之间的沟通渠道，就建立起来了。
二、以改革化解天灾
建立起了沟通渠道之后，京房更进一步。
他对汉元帝说：“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能够效仿古时候的帝王，通过功劳选拔有能力的人，则能够把国家政事做成，天象自然会瑞祥。但是，现在却通过人的名声来选拔人才，这就导致了国家政事荒废，而产生异常的天象。为了平息异常的天象，则应该重新考察官员的能力与功劳。
京房认为，现在出现那么多的天文乱相，问题根源是国家没有治理好，出现了奸臣。因此，上天不满意，才通过天象异常，来警告世人。如何解决呢？只要把这些奸臣，从中央清理出去，天象自然就会恢复了。
我们可以从这段话中，看出京房的目的。他想要改革，却不能够直接上书汉元帝，表明自己的目的。所以，只能够通过天象异常，来打动汉元帝，博得汉元帝的信任。同时，通过这样的幌子，来迷惑其他的大臣，并施加压力。
这是一个很新奇的切入角度。因为汉代的皇帝，多少都会崇尚天象，并以天象是否正常，来作为检验自己治理能力的标准。天象好了，说明国家治理得好。天象出现异常了，说明上天不满意，需要改进。
在京房的游说下，汉元帝同意了京房的主张，并命令他主持这项改革。京房制定了《考功课吏法》为考核条例，并由汉元帝在未央宫召开会议。大臣都认为京房制定的规矩琐碎，并且还要让上下级互相监督，都不同意执行。这时候，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出面站队，使得制度有了施行的可能。
三、天灾的解释权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天象好与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谁拥有天象的解释权？这就涉及到了一个舆论主导权的问题。
实际上，谁拥有了解释权，谁在一定程度上，就拥有了皇帝的权力。例如，天象异常了，这时候就可以批评对手，说这是因为他乱政导致的，鼓吹皇帝对其进行攻击。天象正常了，则能够推动自己的党派发展，说这是因为他们的努力造成的。
法律也是类似的。有些人拥有了法律的解释权，则能够利用法律，控制权力，引导权力。例如，在一个案件的判处中，有专家对条文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就有可能转变整个案件的判决方向，改变整个判决的结果。在《人民的名义》中，陈清泉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正如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土豪地主、各类反动派就掌握了大量的舆论机关，如报纸、学校。他们为了抹黑革命，就发动舆论机关，对革命以及革命者进行大肆进攻，进而迷惑百姓，推翻革命。
因为，军事上是一条战线，文化上也是一条战线。为了反击敌人，革命党就开办自己的报纸，针对反革命派的抹黑，进行了解释与说明。在文化战线上，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四、人才的选拔标准
我们再来看京房的改革制度。
首先，是通过功劳来选拔有能力的人，而不是通过名誉。其次，是建立上下级监督制度。这些改革制度，都有些秦国商鞅改革的味道，只不过，力度少了许多。
通过名誉来选拔人才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韩非子·有度》，韩非就进行非常详细的原理解释。
《韩非子·有度》：“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
单纯通过名声、朋党多少来选拔，就会造成大臣都不以实际能力为主，依靠勾结群党，壮大自己的名声。因此，选拔出来的官员，没有实际业务能力。
“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也。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
“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
通过名声来选拔官员，则会导致官员玩弄手段，互相勾结、包庇。当他们犯错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进行求情。
奸臣的势力大了，就会反过来压迫忠臣的生存空间。忠臣会被诬陷，死于莫须有的罪名。而奸臣没有功劳，却能够坐享名誉。
就像齐威王时期，即墨大夫与阿县大夫的事例一样。阿县大夫，经常会有人向齐威王推荐他，说他的好话。但是齐威王不相信，派人实地考察，发现阿县的治理非常之差。这是因为，阿县大夫通过贪污获得大量的钱财，通过钱财又收买了大量的朋党。因此，果断烹杀了阿县大夫，给其他的大臣敲响了警钟。
即墨大夫，经常有人向齐威王告状，说他把即墨治理得非常差。齐威王派人考察之后，发现并不是如此。因为即墨大夫，不会花钱勾结群党，收买齐威王左右的人。因此，受到了左右侍从的构陷。
上下级互相监督，则是一种威力非常强大的制衡武器。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上下级的平等与健康发展。
正如毛主席讲过的，不管职级有多高，事情如果办不好，对人民有损害，就应该受到人民的批评。地位的高低，要依靠是否正确解决人民的问题，而不是靠资格，摆官僚架子。收起架子，跟下级见面。
陈毅同志也讲过了：“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现在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可不可以？”
我们再来看官员的反应。一开始，很多人都不舒服。因为，如果考核制度真的推行下去，相当于一次权力的重新洗牌，在这样的考核制度下，能力差的会被淘汰，能力强的会上升。上下级互相监督，是一项威力强大的武器，官员对此也是觉得恐惧的。
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大老爷，现在却要接受下级的监督，这是让人恨不自在的。并且，这是一次洗牌，可以想象，阻力有多大。并且，此时的中央政府，还有一支最大的势力，中书令石显。
汉元帝对京房的信任，以及京房的改革，对他来说，都是眼中钉，肉中刺。所以，石显势必会对京房进行反攻。这些斗争，我们在接下来的文章，我们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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